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是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两点一存”的重要地位。1947年，毛泽东在小河会议上指出：“陕甘宁边区是土地革命时期留下来的唯一一块完整的根据地，保存了数千名革命干部”“保留了土地革命时期老区的许多好的工作作风，有了这些条件，敌人是可以被战胜的。”挖掘西北革命根据地优良作风，对于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西北革命根据地优良作风的形成缘由

任何优良作风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历史环境的锻造、斗争实践的磨砺和主体自觉的升华。西北革命根据地优良作风的形成，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极端艰苦的生存条件催生了艰苦奋斗的作风。西北地区自然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发，气候干旱、土地贫瘠，地广人稀、经济落后、农业生产条件差、粮食产量极低。外加国民党频繁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根据地军民面临极度匮乏的物质困境。这种“生存倒逼”客观上迫使根据地军民养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品格。

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厚植了为民服务的根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北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封建剥削极为严重，土豪劣绅占据绝大部分土地，农民苛捐杂税繁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阶级矛盾极为尖锐。早期党组织发动分配粮食斗争，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废除苛捐杂税减轻农民负担。这种“为群众办实事”的实践，使“红军是自己人”的观念深入民心，也使“植根人民、服务群众”成为根据地的立身之本。

“左”倾错误教训锤炼了实事求是的品格。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先后出现过三次“左”倾错误，尤其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西北革命根据地也曾一度出现迷信城市中心论，盲目攻打敌人坚固设防的中心城镇等错误做法。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人坚持从实际出发，坚决抵制错误倾向，明确提出“不能照搬外地经验，要结合陕北实际搞革命”，奠定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基石。

残酷斗争的生死考验锻造了坚守理想信念的意志。西北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历经国民党军队多次大规模“围剿”，是一部“血与火”的牺牲史。无数革命者在生死考验面前坚贞不屈，王泰吉在敌人严刑之下，大义凛然，从容就义，杨重远战死后头颅被敌人悬挂在安定县城门上。在“生与死”的抉择中，根据地军民“为信仰献身”的精神，成为优良作风的关键内核。

西北革命根据地优良作风的内核风貌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优良作风，不是抽象的理论概括，而是贯穿于政权建设、军事斗争、群众工作等具体实践，具有鲜明的实践印记。

◆植根人民、服务群众：“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西北革命根据地将其具体化：以“替群众做事”赢得群众信任。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根据地党组织将土地革命作为核心任务，切实减轻群众负担，群众中流传着“天旱盼雨水，穷人盼志丹”的歌谣。刘志丹红军所到之处，百姓主动拥护，国民党官吏惶恐不安。习仲勋明确指出：“真正把群众看作自己的亲人，脚踏实地替群众做些事情。”以“平等生活”拉近群众距离。根据地领导人始终保持“平民本色”：刘志丹穿着打补丁的土布衣服，与战士同食野菜粥，亲自帮群众耕地、收割；习仲勋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时，住土窑洞、睡土炕，与普通战士无异。以“群众路线”完善政策实践。习仲勋“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被誉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刘志丹每到一地，就访贫问苦，坐在炕头地角与群众拉话，熟悉民情地形，因而有“活地图”和“料事如神”的美称。这种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确保政策接地气、能落地。

◆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理论联系实际”

习仲勋曾深刻指出，西北革命根据地得以坚持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根据地领导人在战略战术上提出“三色建军”方略和“狡兔三窟”战略构想，针对陕北地形特点采取“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战术；土地政策上陕北黄土区实行“按人口平均分配”，川道区实行“按劳动力分配”，少数民族地区尊重民族习俗；干部选拔不看出身看能力，习仲勋因在土地革命、群众工作中的突出表现被选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文瑞靠“打仗勇敢、群众信任”成长为县委书记。

◆坚定信仰、百折不挠：“革命理想高于天”

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根据地军民始终坚守共产主义信仰。李子洲在狱中遭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始终不泄露党的秘密，写下“我不怕人、不怕事、不怕死，堂堂正正做人”的誓言。1933年照金根据地失守后，刘志丹率部转战南梁，重建根据地，正如他所言：“干革命不能怕失败。”1935年错误“肃反”中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被错捕，但他们坚持“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要绝对服从中央领导，听从中央调遣”。国民党曾多次对根据地领导人“诱降”，均被严词驳回，体现了“初心如磐”的坚守。

◆清正廉洁、严于律己：“不取不义之财”

刘志丹指出：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受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把廉洁当作头等大事”，苏维埃政府颁布法令规定：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钱以上者执行枪毙。习仲勋下乡调研时“吃派饭、给饭钱”。这种“零容忍”的态度和群众监督机制，有效防止了干部腐化。

西北革命根据地优良作风的时代价值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优良作风，虽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但蕴含的“人民立场、务实精神、斗争意志、廉洁品格”等核心要素，与新时代治国理政要求高度契合，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密切党群关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新时代党面临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西北根据地“植根人民”的作风，为密切党群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一要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当年通过“分土地、废苛税”解决生存问题，新时代需聚焦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痛点，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二要保持与群众同甘共苦，永葆根据地领导人“穿补丁衣、吃野菜粥”的平民本色，反对特权思想，扎根群众，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让群众感受到党和人民始终在一起。三要尊重群众主体地位，传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在基层治理中推广“村民议事会”“居民公约”等，在政策制定中通过听证会、征求意见稿等吸纳群众智慧，充分发挥群众首创精神。

◆应对风险挑战，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新时代统筹“两个大局”，统揽内政外交国防、改革发展稳定等诸多挑战，需要发扬西北根据地“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一要独立自主突破封锁。根据地在层层“围剿”中成长壮大，启示我们要增强独立自主能力，同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二要艰苦奋斗应对压力。根据地军民“厉行节约”的作风启示我们要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避免铺张浪费，形成“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良好风尚。三要百折不挠战胜风险挑战。革命先辈们“面对挫折不放弃”的斗争精神，启示我们要增强斗争意识，提高斗争本领。面对突发事件、外部势力干涉以及改革任务等，要坚持人民至上、毫不退缩、久久为功破解难题。

◆推进新的伟大工程，坚持不断自我革命

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需以西北革命根据地百折不挠的优良作风为镜鉴。坚持实事求是，政策制定需避免“一刀切”，工作考核需杜绝“材料政绩”，干部需避免“拍脑袋决策”，确保工作接地气、见实效。坚守“清正廉洁”，传承“零容忍”的廉政实践，完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机制，加强对“一把手”和关键岗位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坚持“四个自我”，西北根据地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成长壮大，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刘志丹从七十多次兵变失败中总结出，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从而坚定地开展武装斗争、土地改革和根据地建设。这启示我们要防止“破窗效应”，牢记“木桶原理”，警惕“温水煮蛙”，突破“惯性思维”，时刻保持自我革命精神。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优良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革命实践中凝练的精神瑰宝，是“马克思主义”与“西北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从“分土地”到“土地流转”，从“游击战”到“贸易战”，从“廉政条例”到“八项规定”，优良作风的内核始终未变。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丢，“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少，“坚定信仰”的初心不能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优良作风，永远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精神灯塔”。

杨继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