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五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榆林市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强市的意见》，明确提出努力将榆林建设成为红色文化学习实践高地，并强调“充分用好丰富红色资源，确保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可见，红色文化不仅是精神标识，更可以转化为治理效能。而绥德县人民法院郝家桥人民法庭的实践，恰好为红色基因引领下的法治与德治融合，提供了一个值得深入剖析的鲜活样本。郝家桥“德法兼治”的红色传统

陕甘宁边区时期的司法实践，从来不是简单的“依法断案”。习仲勋同志曾在郝家桥蹲点44天，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这一优良传统在基层司法实践中得到了生动体现。当年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刘玉厚化解邻里纠纷，靠的就是“耐心倾听、细心劝导、真心帮助”。这看似朴素的调解方法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治理逻辑——将法治的规则之治与德治的教化之治嵌入同一纠纷解决过程，法律划定不可逾越的底线，道德提供修复人际关系的路径，二者互为补充，共同实现从“定分止争”到“案结事了人和”的治理效能。

近年来，郝家桥法庭将这一传统概括为“以红育法、以法惠民”的工作理念，并在“1366”多元解纷工作法中得到制度转化：诉前、诉中、诉后“三端发力”，六道防线层层过滤，六层调解梯次递进。其核心逻辑，不在于将矛盾简单引入诉讼程序，而在于激活村组干部、乡贤能人、当事人亲属等德治资源，让纠纷在进入诉讼之前就得到化解。德治资源法治化的规范表达

郝家桥法庭曾办理一起借款纠纷，亲戚之间20万元借款因沟通不畅产生争议，一方认为本金已还清，另一方坚持欠16万余元本金及利息。法官没有急于开庭判决，而是秉持红色司法“调解优先”的理念，运用“刘玉厚调解方法”：先组织双方逐笔核对转账记录，查清事实；再讲解利息计算的法律规定，讲明权利义务边界；进而以“亲戚之间要互相信任”进行劝导，修复双方的情感关系，这是解开双方心结的关键。双方由此达成调解协议，借款如数归还，亲戚情分也得以维系。

这起纠纷的化解过程说明：法治提供了对账的规则框架，德治提供了修复关系的动力资源，二者缺一不可。如果只有法治，一纸判决很可能让两家从此反目；如果只有德治，缺乏法律约束的“和稀泥”也难以真正定分止争。红色基因的治理效能转化

郝家桥法庭的探索，为榆林文化强市建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启示：红色文化的传承，不能只停留在“参观学习”层面，而要在治理实践中让红色基因“被使用、被检验、被更新”。

从更宽的视野看，榆林各县市区已有不少“三治融合”的探索。佳县赤牛坬村以“德治为魂”，开设道德讲堂、评选“好婆婆好媳妇”，同时建立积分有奖机制，与年终分红挂钩，让德治行为“有迹可循”；米脂县高西沟村探索“法德融合+三治联动”，将法治思维嵌入乡风涵养和矛盾化解全过程。这些实践与郝家桥法庭的经验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在榆林这样文化底蕴深厚的地区，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把红色传统中的德治资源，通过法治化的制度安排激活出来。

康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