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那几十年，中国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那段历史里，有一批知识分子，他们没站在舞台中央，却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默默行动推动历史进程。陕西榆林的李棠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做大事”的人。

李棠（1865—1924），字镜蓉，榆林市榆阳区麻黄梁镇双山村人。他29岁中举人，后捐官内阁中书，民国初年任靖边县知事，回榆后被公推为商会会长。他一生不以官位显赫著称，却因三次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1912年署名支持共和、1919年代民请愿、1921年为灾民呼吁而被后人铭记。他留下的“功在名山”四个大字，至今刻在红石峡的崖壁上；他写下的《祭父文》，记录着一个家族的品格传承；他常说的“世上第一好事，莫如救难怜贫”，成为后人代代相传的家训。

本文试以李棠的一生为线索，看看一个普通人如何在时代洪流中坚守本心，如何用一辈子践行“不做大官，做大事”的朴素道理。

1　根脉：父亲的“远大自期”

民国五年（1916）寒冬，刚卸任靖边县知事的李棠，为亡父举行追荐仪式。他含泪写下《祭父文》，开篇第一句就是：“吾父生而聪颖，酷好诗书，幼学儒业，常以远大自期。”

这二十个字，道出了李家的精神源头。

李棠的父亲李生芳，原本是个读书人，只因同治初年祖父母遭遇不测，“遂弃儒而商”。他把考取功名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儿子身上。李棠十四岁中秀才，父亲高兴地在万源城东南修了一座魁星楼，这座魁星楼至今仍存。 29岁中举人，父亲“喜出望外，更冀一捷南宫”。李棠两次赴京会试落榜，父亲拿银子给他捐了个“内阁中书”，官居七品，李棠在京供职八年。

辛亥革命那年，清王朝倒了，李棠滞留京城，父亲“因儿未回，日夜忧思，几至癫狂。屡次寄信，嘱儿曰：值此荒乱之时，但愿早归乡里，免父倚门悬望。至于功名，乃身外之物，随后再图机会可也。”等李棠民国元年秋回到家乡，父亲一见就宽慰他：“你今日回来，虽前功尽弃，胜如衣锦还乡。”

李棠中举人后，两次赴京参加会试。据后人回忆，其中一次会试，李棠本该被录取，可当时科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要在卷首写几句恭维慈禧太后的话。李棠不肯，他落榜了。这种骨气贯穿了他的一辈子——后来辛亥年署名支持共和，需要担风险，他签了；后来民国官场腐败，他看不惯，干脆弃官归隐。说到底，都是同一股气撑着。

光绪二十五年（1899），34岁的李棠在红石峡东崖的崖壁上，题写了“功在名山”四个擘窠大字。这四个字，本是赞誉刘宗周、高折五两位老先生“德高望重、业绩昭著”，但细看那笔力雄健、气势开张的字迹，分明也是一个青年对自己的期许。

“名山”在中国文化里，从来不只是山。司马迁说“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古人以“名山”寄托不朽的追求。李棠写下这四个字的时候，刚刚经历会试落榜，但他心里装着的，是更高远的志向。那场因“不写恭维语”而落榜的会试，想必也让他更加明白：靠巴结得来的功名，不值得；靠本事做事，才是真“名山”。

21年后，当他在父亲灵前写下《祭父文》时，少年的宏愿、青年的骨气和中年的体悟，终于汇成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父亲的“远大自期”，是播下的种子；青年的“功在名山”，是立下的誓言；而一生的所作所为，就是用行动兑现这份誓言。

2　抉择：辛亥年的那一纸签名

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清帝还没退位，北方大部分地方还在清廷手里。北京城里，以良弼、铁良为首的宗社党顽固派，还在做最后的挣扎；手握重兵的袁世凯，一面逼清廷交权，一面向南方讨价还价。

就在这档口，陕西旅京职官薛宝辰等75人，联名给袁世凯上了一道呈文，公开拥护共和，呼吁清帝退位。李棠的名字，赫然在列。

这一纸签名，不是寻常表态，而是把身家性命押了上去。签名的风险不言而喻。可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签名，汇成了压垮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

回头看当年那句“我是凭本事考会试来了，不是用‘恭维’来考试的”，如今他又一次用行动表明：关键时刻，他凭的是大义，不是投机。

3　践行：一辈子“做大事”的多种方式

如果说辛亥年的签名，是李棠在历史关头的关键一跃，那么他后来的大半辈子，就是在日常里持续做着“大事”。

民国六年（1917），李棠获中华民国大总统颁发的“嘉禾章”。嘉禾勋章是民国初期最重要的荣誉之一，授予“有勋劳于国家或有功绩于学问、事业的人”。嘉禾即茁壮的禾稻，古人视为吉祥之物。

民国八年（1919），绥远都统想把长城以北的土地全部划归绥远。这直接威胁陕北榆林、神木、府谷、横山、靖边、定边六县百姓的生计——没了那片地，大家怎么活？已卸任靖边县知事的李棠，被推举为六县公民代表，毅然进京申辩。现存于《参议院汇编》的请愿书上，清清楚楚写着：“设治置吏，事系创行，最足惹起谣诼，当兹边疆多故，设有狡黠之徒，借端煽惑，后患何堪设想？”“公民等世居边境，身家生命所关，不得不竭诚吁恳！”最后，请愿获得国会支持通过，六县长城以北的土地，还是归榆林人耕种。

民国十年（1921），榆林遭灾了。李棠在《榆林灾民之呼吁声》里写：“商业之萧条已极，生民迭遭涂炭。天雨迟沾，收成减半，地震屡发，创痛弥深。且也叠经匪扰，死亡载于边地；连年荒歉，冻馁及于婴孩。”

时任榆林县商会会长的他，执笔向“华北救灾协会”求救。这份呼吁书登在1921年2月3日的《京报》上，主编邵飘萍特意加按语说“榆林灾情重大”。李棠用他在京八年积累的人脉，为榆林百姓打通了求救通道。

当著名报人张季鸾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被捕入狱时，李棠二话不说，利用在京人脉，与同乡多方联络，联名把他保了出来。在那个政治恐怖弥漫的年代，这不是随便帮个忙，是要担风险的。可李棠做了，因为他心里始终有杆秤，清楚什么是正义、什么是该做的。

民国初年，李棠任靖边县知事。靖边杨桥畔，水源足、耕地少。李棠下去调研，想出一个办法——“引水拉沙”，硬是把沙地变成了良田。为了减轻百姓负担，他连续三年减免税赋。离任那天，老百姓夹道欢送。

《祭父文》里记着这一段：“二年冬十月，儿奉都督委，署理靖边县知事。儿恳请同赴任所，稍享安逸。吾父乃因家计艰难，执意不肯。虽年近古稀，犹为儿等东奔西驰，未尝一日偷闲。是吾父有生之年，皆辛苦之日也。有子二人，不啻无子也。”

可他父亲当年是怎么教他的？“儿需款之信一至，虽囊橐无余，必向外告贷，如数寄京。”父亲支持的，就是儿子好好做事，别贪钱，别忘本。

4　底色：那些朴实话语里的做人道理

李棠留下来的文字不多，但几句朴实的话，把他一生的做人道理说透了。

“自奉要俭，宴客须丰。”这八个字，是家风。对自己，要节俭；待别人，要大方。

李棠在京为官八年，还常要家里接济。他要是动歪心思，凭内阁中书的职位，捞钱不难。但他没干，宁可让父亲“向外告贷”。任靖边县知事时，公务经费不足，他向家里筹钱，也不肯动百姓一分一毫。

这就是“自奉俭”。而“宴客丰”呢？不是摆排场，是待人的诚心。李棠的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

“世上第一好事，莫如救难怜贫。”这是李棠一辈子的践行，也是他留给后世最朴素最珍贵的遗产。

“救难怜贫”这四个字，在他那儿从来不是高调：任靖边县知事，引水拉沙、减免税赋，这是“救难”；任商会会长，为灾民疾呼“十室九空”“冻馁及于婴孩”，这是“怜贫”。

宁夏大学杨开飞教授在他撰写的论文《常以远大自期——李棠书法述论》中评价曰：“李棠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

5　升华：“不做大官，做大事”的当代启示

把李棠的一辈子串起来看，有几点特别值得今天的人琢磨。

什么是真正的“远大”？李棠的父亲“常以远大自期”，李棠自己“功在名山”。但这对父子的“远大”，不是当多大官、发多大财。李棠一辈子做的事——会试落榜不写恭维话、签名支持共和、进京为民请愿、为灾民呼吁、保释进步人士、引水拉沙、减免税赋——没有一件是为了升官发财。但每一件都实实在在地帮了人、推了历史一把。

真正的“远大”，是心里装得下别人，眼里看得到长远，骨子里有股正气。

李棠一辈子没走样，根在父亲那里。父亲“自奉要俭，宴客须丰”的教导、“乡里有患难，无不竭力相救”的身教、“书中有黄金”的期许，甚至“向外告贷”也要供儿子在京为官的付出——这些都化成了李棠骨子里的东西。

李棠的一辈子，始于父亲的“远大自期”，成于自己的“功在名山”。他以三十四岁时的题刻立下宏愿，以会试落榜守住骨气，以辛亥年的签名投身共和，以《祭父文》追述精神源流，以嘉禾章获得国家认可，以请愿和呼吁为民请命，以一生的清廉自守诠释风骨。而贯穿这一切的，正是那些朴实无华的话：“自奉要俭，宴客须丰”“乡里有患难，无不竭力相救”“世上第一好事，莫如救难怜贫”。这些话，听着平常，却是李棠精神世界最深的密码。

李棠的故事刻在红石峡的崖壁上，写在钟楼的门楣上，传在乡亲们的口耳间。这正是“功在名山”四字的永恒价值，也是“远大自期”精神的当代回响。

作者：李士孝　杨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