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讲台比普通的桌子高出一截，约莫三尺。漆面早已磨得斑斑驳驳，边角露出原木的灰白色，像老人脱了发的头顶。左边那个缺了一角的铁皮粉笔盒，还是我头一年当班主任时买的，盒身上缠着几圈胶带，是孩子们趁课间休息时偷偷替我修补的。每次站到讲台后面，胸口刚好齐着台面，伸手写板书，不必弯腰，也无需踮脚。那高度仿佛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又仿佛是为所有站着讲课的人量身定做的。

三尺，是个奇妙的高度：比一般桌子高些，比柜台矮些。站在这后面，既不会高高在上，让学生觉得遥远；又不至于矮下去，失了为师的分寸。后来我离开讲台，偶尔去听别的老师上课，坐在最后一排望着它，才发觉三尺其实很窄，窄到放不下一个转身的余地；可站在那后面的人，偏偏能把古今中外都搬上来。杜甫、鲁迅、爱因斯坦，轮番从这方木板后面走出来，走进几十双亮晶晶的眼睛里去。

清晨走进教室，最先触到的是讲台上的粉笔灰，薄薄一层，白蒙蒙地覆在台面上。我习惯用指头在上面画一道，那痕迹，像雪地里新踩出的路。孩子们陆续进来，一个个喊“老师好”，声音此起彼伏，轻轻地叠在一起。我从讲台上望下去，望见一片黑油油的头顶，几根翘起的发丝在晨光里微微颤动。我常想，这些脑袋里装着的，将来会是图纸，会是病历，会是法庭上的辩护词，会是说不尽的千百种人生——而这一切最初的起点，或许都是这半截粉笔。

改作业从来不在讲台上，那是晚上回家的事。有一回放了学，教室里只剩我一个，我索性把椅子搬到讲台跟前，就着傍晚的光线批改当天的随堂练笔。低头的间隙，忽然发觉自己的膝盖正抵着讲台的侧面——那木头上有一道深深的凹痕，不知是多少位老师的膝盖，一年又一年磨出来的。我用手掌贴上去，凉凉的，却带着一种被长久摩挲后的温润。那一瞬，我仿佛摸到了时间本身：它的形状，就是这道凹痕；它的质地，就是三尺木头被无数次倚靠后的光滑。

讲台的抽屉里，藏着一届又一届学生的小把戏。最里头有块褪了色的橡皮，是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落下的；中间那格压着几颗玻璃弹珠，是高个儿男生上课时偷偷弹到讲台下被我缴获的；最上面放着一张纸，折得方方正正，拆开来，歪歪扭扭地写着：“老师，您讲《背影》的那天，我看见您擦眼角了。”我早忘了那天的情形，这张纸却替我记着。

后来我离开学校。走的那天，我特意绕到那间教室，站在讲台后面，又看了一次。阳光从窗户斜进来，照在台面上的那些粉笔屑上，闪闪的，像碎银子。我伸手抹了一把，细末从指缝漏下去，无声无息。讲台还是那个高度，不增不减，等着下一个站上来的人。我忽然想，这么多年，我到底在这三尺见方的地方站了多久？算起来不过是一段不长不短的岁月，可那些日子挤在这小小的空间里，竟显得格外厚重。

前些日子收到一封信，是从很远的建筑工地寄来的。写信的学生说，他如今在修桥：“每当我站在桥墩上，脚下是滔滔的河水，就会想起上学时趴在讲台边上看您写粉笔字。桥墩和讲台差不多宽，都是三尺光景。”我捧着信纸看了两遍，没有回信。

如今我的书桌旁，仍摆着一截没用完的粉笔，白色的、瘦瘦的，靠在笔筒里。偶尔有孩子来做客，看见了便问：“叔叔，您还是老师吗？”我说：“曾经是。”孩子又问：“那现在呢？”我指指粉笔：“现在它站岗。”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跑开了。那截粉笔依然静静地立在笔筒里，像一座微缩的三尺讲台。

每年九月，总有那么几个夜晚，会梦见那间教室。梦里，我还站在老地方，粉笔灰纷纷扬扬地落下来，落在头发上、肩膀上，落在翻开的教案上。台下是一张张永远年轻的脸，睁着眼睛等我开口。我清清嗓子，捏紧粉笔，刚要写下第一行字，梦就醒了。醒来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一会儿呆，心里空空的，又满满的——空的，是一辈子守在三尺之内的遗憾；满的，也是。

窗外的老槐树又在摇了。我知道，那间教室里，讲台上的粉笔灰一定又积了薄薄一层。会有另一双手把它抹开，画下第一道痕迹。那三尺的高度不多不少，刚好容一个人站着，把日复一日的光阴站成一座桥。

作者：李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