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某县城郊的玉米地里，三喜蹲下身，抓起一把土。土是黑的，像掺了煤渣子。他攥紧拳头，土从指缝里漏下去，留下手心的黑。

远处的煤矸石山冒着烟。经雨水一冲，黑水子渗进田里。玉米叶子都卷了起来，拿手一捻就碎……

三喜是在三年前的春上发现地种不起来的。往年长势喜人的荞麦，眼下也不长了。他拔出一把荞麦，根上都是黑的，根须都烂了。

“煤矿不是给补贴着了么，一亩地五百多块钱，比你天天太阳晒上、刨闹一年划算多了。”隔壁家婶子嗑着瓜子，一脸得意。

三喜蹲在田埂上，把荞麦的根须放在掌心。根是黑的，荞麦苗叶子耷拉着。“败兴了。”三喜丢下荞麦苗子，啐了一口。

三喜去了村委会。党支部书记老赵正抽着烟，办公室里坐着来商量开发的煤矿经理，皮包拉链没拉紧，露出一沓红色的纸角。

“老赵，现在地也种不起了。你看不见，就让地彻底烂杆克？”

老赵笑了一下，伸手扶正帽檐，抹了一把头顶的汗。

经理一笑：“那赵书记您先忙，改天再聊。”说罢，意味深长地看了三喜一眼，夹着皮包走了。

“三喜子，你给我注意点形势。煤矿现在是村子里的财神爷，你不想要钱是你个人的事，不要影响整个村子发展！”

两人吵得脸红脖子粗，不欢而散。

三喜又去了镇政府。信访办的年轻人给他倒了杯水：“叔，这事我们记下了，你回去等消息。”

消息来得不慢。煤矿委托了一家处理公司，正在整改。

三喜跑到矸石山底下看。所谓的处理公司，就是把煤矸石堆成梯田形状，表面覆一层薄土。雨水一冲，黑水照样往地里流。几个工人坐在树荫下打牌，看见他，挥挥手：“看甚了？”

那年夏天，玉米抽穗的时候，整片地里的苗都蔫了。三喜挑水浇地，浇一瓢，土里冒出一串气泡，像在喘息。水渗不下去，在地表积成黑乎乎的水洼，太阳一晒，泛着油光。

村里人开始不愿意了。煤矿又给了一笔钱，说是“青苗补偿”。婶子数着钞票笑：“三喜，你就是太犟。地种不成就不种了，钱拿上还寻人毛病，实在太不厚道了。”

三喜把自家地里最壮的一株玉米拔了起来，根须上挂着黑色的黏液，散发着焦油味。他心一横，拿着玉米秆子进了城。接待他的同志年龄不大，很热情：“老乡，领导现在在开会，你先给我说说情况，我给领导反映一下。”三喜说完，就没人理他了。他坐在信访室的沙发上，看着颜色越来越深的茶水，以及烟灰缸里逐渐增多的烟头。他一只手紧握着玉米秆子，另一只手摩挲着草帽边缘刺出的茅草……

领导就在楼上。年轻干部讲着三喜的情况：“领导，你看是不是让环保局去一趟？”“去？怎么去？煤矿一关，损失多大。不能因小失大啊。”领导喝了口茶，瞟了一眼秘书。秘书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了然：“督促整改嘛，让环保局去督促督促。但是一定要贯彻领导说的生产第一的原则。”

三喜已经等了两小时。“同志……”他站起来，看着一个路过信访办的干部。

“老乡，领导在开会。”那人头也不回，抱着文件走远了。

三喜又坐下了。窗外，政府大楼的玻璃反射着刺眼的光，门口的汉白玉狮子张着嘴，嘴里含的龙珠黢黑，只有国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那天晚上，三喜回了村子，手上拿着玉米秆子和文件袋。他不晓得这文件有什么用，人家只说等结果。

调查组来得很快。

“老乡，还请你如实反映情况。”刘组长给他递了杯热茶。

三喜接过杯子，黝黑的手上尽是裂口，同白瓷杯子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开始说，说那块地，说那些发黑的根须，说村里人骂他有钱不要。说着说着，他低下头，眼角开始泛红，“你们这些上班的不知道，土地是我们过日子的根。我就是怕……怕以后娃娃们，连地也种不成了。”

茶水渐淡，有人又为三喜加了茶，倒了烟灰缸里的烟灰。刘组长沉默了很久。送走三喜后，会议室的灯亮了很久，很久。

速度快得惊人。煤矸石山被挖开，铺上防渗膜，覆土、压实、播草籽。三喜站在塬上，看着推土机把黑色的渣土运走，新土翻上来，潮湿、松软。翻开的土里，蚯蚓还扭着。

“老叔，给你把地往好闹呀！”施工的小伙子冲三喜喊着。

三喜蹲下身，把新土捧在手里，贴在脸上。没人注意到，几滴眼泪洒在了土上。

第二年夏天，玉米苗齐刷刷蹿出来，绿得发亮。三喜每天早晚两趟往地里跑，拔草、松土。有路人经过，他就指着地头的水渠：“看，今年这墒情，玉米棒子能结得像胳膊粗。”

收割那天，三喜起了个大早。露水打湿了裤脚，玉米叶子划过手臂，留下些划痕。他掰下一棒玉米，剥开绿衣，金黄的籽粒整齐排列着，黄金般璀璨。

“可是好收成。”三喜直起腰，擦了把汗。

风从玉米地穿过，沙沙作响，像土地在轻笑。远处矸石山的地方，覆满了绿草。

三喜弯腰继续干活。他相信，只要脚下还是黄土地，就没什么是种不出来的，没什么好光景是过不出来的。

刘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