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红军由甘肃环县分两路踏入定边苏区，经四天的战斗、行军与宿营，于19日抵达吴起镇。定边作为中央红军长征走进陕西、走向陕北的“第一站”，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入陕门户”，更是红军实现战略休整、完成决策转向、扎根陕北“落脚点”并向抗日“出发点”跨越的关键枢纽。其历史贡献与意义，融汇于中央红军长征胜利、陕甘根据地拓展和全民族抗战筹备的历史进程之中，在军事、政治、战略布局等方面留下了深刻印记。

一、定边革命基础的铺就：从秘密斗争到苏区建设

定边的革命根基，为中央红军长征入陕“第一站”的顺利落脚提供了重要前提。早在1926年，中共党组织便在定边建立，在中共北方区委及其后的陕北特委领导下，于长城沿线的安边、定边开展组织建设与兵运工作。但因国民党在城镇统治力量雄厚，数次兵变起义均告失败，革命被迫转入秘密状态，陷入低潮。

转折始于农村革命力量的崛起。南部白于山区农村远离国民党统治核心，敌人力量相对薄弱，成为革命发展的突破口。 1934年，中共陕甘边特委领导的南梁苏维埃政权向北拓展，在庆北苏区乔川成立定边游击队，深入定边西南山区的张崾崄、白马崾崄、樊学等地，以“打土豪、分田地”为核心开展土地革命。通过建立村农会、组建地方武装，革命力量逐步壮大，最终成立白马崾崄乡革命委员会（下辖4个村），在定边西南山区形成稳固的革命支点。

1935年，革命势力进一步延伸，陕甘边赤安县苏维埃政府向北开辟苏区，在定边东南山区的新安边、学庄、胡尖山、武峁子一带建立游击队并开展群众动员，于同年5月在凤凰寺（1942年划属吴旗县）成立定边县革命委员会，辖区扩展至三个区十个乡。至此，定边苏区已形成“西南—东南”双向发展的格局，成为陕甘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央红军入陕提供了“现成的革命根据地”，避免了红军陷入“无依托作战”的困境。

二、定边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入陕“第一站”的核心历史贡献

军事缓冲与休整：为红军摆脱追堵提供“安全屏障”。

中央红军抵达定边前，已历经湘江战役、大渡河激战等数十次恶战，兵力锐减、物资匮乏，亟需在安全区域完成休整与部署。定边的地理与地形优势，在此刻发挥了关键的军事缓冲作用。其境内张崾崄、罗庞塬一带山大沟深，远离国民党中央军主力部署区域，仅有地方武装分散驻守，为红军提供了天然的隐蔽屏障。

在入陕行军中，红军依托定边苏区的地形，成功避开国民党军的追击与敌机侦察轰炸。在路塬峁战斗中，红军借助土坎、窑洞构建临时防线，击退国民党骑兵部队的突袭；在榆峁梁遭遇敌机轰炸时，依靠当地群众指引的隐蔽窑洞与草丛，有效掩护人员与装备，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伤亡。同时，定边苏区的地方武装在苏区边界游击，主动承担警戒、侦察任务，为中央红军主力行军扫清了外围威胁，使红军得以在木瓜城、牛圈圪坨等地短暂宿营，恢复体力、整理装备，为最终抵达吴起镇奠定了军事基础。

群众支援：构筑“军民一体”的后勤保障体系。

定边群众的主动支援，是中央红军在长征入陕“第一站”突破物资困境的重要支撑。定边当地生产力落后，但苏区群众在土地革命中获得了实际利益，对红军抱有强烈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中央红军进入定边后，群众自发组成支援队伍，开展了三项关键工作：

一是粮草与物资补给。定边群众将家中储存的粮食、布匹、衣物捐献出来，仅张崾崄乡与宁塞川区便筹集小米200余石、棉衣150余件；对财主用于藏粮的地下窖洞“窨子”，群众主动指引给红军，共缴获粮食300余石、枪支10余支，缓解了红军“缺粮少弹”的燃眉之急。红军抵达吴起镇后，定边县革命委员会主席王玉海、粮食委员李天鹏又组织群众紧急筹集粮食7万斤、土布30匹，赶制毡衣与毛鞋袜。支援队伍带着物资跟随红军行军至吴起镇，被当地称为中央红军入陕后的“第一支随行后勤队伍”。

二是伤病员安置与烈士安葬。面对红军行军中出现的伤病员，定边群众主动腾出窑洞、提供草药，仅白马崾崄乡就收养重伤员20余人，村民贺成学等冒险为伤员送水送粮，直至其康复归队。对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战士，群众含泪选址安葬，在贺渠、冰草崾崄等地形成早期烈士墓群，并用木牌标注“红军烈士”，为后续烈士遗骸迁葬与纪念奠定了基础。

三是情报与向导支持。定边群众熟悉当地地形与国民党军动向，主动为红军担任向导、传递敌军部署情报，帮助红军避开埋伏、确定行军路线。

决策枢纽：推动红军入陕后的战略转向与危机化解。

定边不仅是红军的“休整站”，更是中共中央制定入陕战略、化解陕北危机的“决策枢纽”。在定边境内转战期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依托苏区相对稳定的环境，完成了两项影响深远的工作：实时指挥与战略部署。

毛泽东分别在木瓜城（16日晚）、牛圈圪坨（17日晚）、张湾子（18日晚，今属吴起县）宿营期间，连续电令部署行动，确定在吴起镇一带集结休整、与陕北红军会师的方针，避免了长征后期因通讯不畅导致的部队分散。 10月18日晚，中共中央在铁边城张湾子村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史称“铁边城会议”），研究红军进入陕北后的作战方针，为红军扎根陕北定下基调。

掌握陕北实情与化解“肃反”危机：中央红军抵达吴起后，毛泽东接见的第一位陕北苏区领导人正是王玉海，接见的第一位陕北红军代表是陕甘边区工农红军第二路游击队政委龚逢春。通过与他们及赤安县游击支队队长兼政委张明科等人的深入交谈，中共中央第一时间掌握了陕北苏区的实际情况：一方面，陕北苏区已有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为主力的武装力量，群众基础稳固；另一方面，苏区正遭受“左”倾错误肃反的严重破坏，刘志丹、习仲勋等陕北领导人被错误关押，根据地陷入内部危机。

基于这一关键信息，中共中央当即发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的急电，并派王首道等接管保卫局、前往瓦窑堡纠正“左”倾错误。11月初，刘志丹、习仲勋等被错捕的同志获释并恢复工作。这一举措及时挽救了陕北根据地，避免了革命力量的内耗，而定边干部提供的陕北实情，为危机化解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根据地拓展与战略中转：从“落脚点”向“出发点”的跨越。

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后，定边凭借长征入陕“第一站”奠定的基础，成为陕甘苏区向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拓展的核心支点，更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承担起战略休整与抗日筹备的关键职能。

根据地治理与区域解放：中央红军在吴起镇期间即组成工作组协助定边县革命委员会加强政权建设，任命谢维俊为三边“剿匪”总指挥，协助地方清剿反动武装与土匪势力。 1936年6月中旬，红军西征攻克定边县城，解放除安边外的定边区域；6月21日，乘胜解放盐池县，将革命势力从陕西推向宁夏，使陕甘苏区与宁夏东部的革命力量连成一片，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自此初步形成，定边成为根据地西北边界的“门户要塞”。

三大主力会师后的战略休整：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部分主力部队集结于定边、盐池以南山区进行休整。定边凭借此前积累的群众基础与物资储备，为集结部队提供了粮草补给与宿营保障，姬塬、张崾崄、冯地坑一带曾安置红军总部及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第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三十一军等部。在此期间，红军开展军事训练、整顿思想作风，完成了从“长征作战”到“抗日备战”的转型准备。

抗日“出发点”的战略定位：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依托部署兵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地处三边要冲的定边成为党在西北推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沟通争取友军的重要区域。此后，定边与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其他区域共同成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并持续承担后勤支援任务，为全民族抗战的开启提供了支撑。

三、定边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入陕“第一站”的深远历史意义

长征胜利的“过渡节点”：实现从“战略转移”到“扎根立足”的转折。

定边的“第一站”身份，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从“被动突围”向“主动立足”的关键过渡。在此之前，红军长期处于“无固定根据地”的转移状态，先后尝试在湘西、川黔边、川西北等地建立根据地均未能立足；而进入定边后，红军进入稳固的苏区，获得了群众支援、物资补给与安全休整的条件，摆脱了“流动作战”的困境。从定边到吴起镇的行军，成为红军“有依托的战略转移”，为1935年10月19日抵达吴起镇、宣告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结束提供了直接支撑，是长征从“艰难转战”走向“胜利收官”的重要桥梁。

革命重心北移的“实践起点”：奠定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地位。

定边的革命基础与支援能力，验证了陕北作为“革命重心”的可行性。土地革命时期，革命重心长期集中于南方的赣、闽、湘等省，而中央红军在定边的经历——依托北方农村苏区实现休整、获得群众支持、完成战略决策——证明了陕北地区具备成为革命大本营的条件：既有稳固的群众基础，又有适宜开展游击战争的地理环境，且靠近华北抗日前线，符合“北上抗日”的战略需求。

此后，中共中央以陕甘根据地为核心，将革命重心转移到北方，逐步扩大根据地至陕甘宁边区，使其成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全民族抗战的“总后方”。而定边作为红军长征入陕的“第一站”，以其实际支撑证明了“北方苏区”的价值，更以攻克定边县城、解放盐池的实践，推动陕甘苏区拓展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成为革命重心北移的“实践起点”与“拓展支点”。

军民鱼水情的“生动见证”：塑造革命胜利的群众根基。

定边群众对中央红军的无私支援，不仅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更塑造了“军民一体、鱼水情深”的革命传统。在定边，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与“打土豪、分田地”的主张，与群众的利益诉求高度契合，而群众的主动支援则让红军深刻认识到“人民是革命胜利的根本”。这种互动模式被后续革命斗争继承——在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抗日战争的敌后游击中，“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策略。

定边的实践更成为革命宣传的“活教材”，通过红军战士的口述、根据地报纸的报道，“定边群众支援红军”的故事在各部队与苏区流传，进一步强化了“革命为了人民、人民支持革命”的共识，为后续革命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群众基础。

从“落脚点”到“出发点”的战略桥梁：衔接革命与抗战的历史枢纽。

定边的历史价值，不仅在于其是长征的“落脚点”之一，更在于其承接了“扎根陕北”与“走向抗日”的关键转型。从1935年10月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入陕“第一站”提供休整与补给，到1936年解放定边、解放盐池拓展根据地，再到三大主力会师后承担战略休整任务，定边始终处于革命战略布局的重要位置。其角色的转变——从“保障红军立足”到“支撑根据地拓展”，再到“筹备抗日出发”——有机衔接了土地革命与全民族抗战两个历史阶段，成为中国革命从“反‘围剿’斗争”转向“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重要枢纽，为全民族抗战的开展奠定了战略基础。

定边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入陕的“第一站”，其历史贡献与意义远超“地理节点”的范畴。从军事上的战略缓冲、群众中的后勤支援，到决策中的战略转向、根据地拓展中的核心作用，定边以其独特的革命基础与实践价值，为中央红军扎根陕北、长征胜利收官及陕甘宁根据地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撑。更重要的是，定边见证并推动了中国革命从“长征落脚点”向“抗日出发点”的转型，塑造了军民一体的革命传统，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如今，定边留存的木瓜城宿营地遗址、铁角城指挥部旧址、贺渠无名烈士墓园、左崾崄乡苏维埃政权旧址、红军攻克定边县城遗址、中央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旧址等遗迹，以及“陕甘宁根据地西北门户”的历史印记，仍是传承长征精神、弘扬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深入挖掘定边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入陕“第一站”的历史内涵，不仅能丰富中国革命史的细节，更能为新时代理解“人民至上”“独立自主”“战略转型”的革命理念提供生动的历史注脚。

马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