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底，二姐高中毕业回村，想当民办教师。身为村支书的父亲怕人传闲话，坚决反对。二姐哭过，没有用。县团委书记是我们村的人，建议以考试选拔。47名考生中，二姐名列第一，父亲无话可说。 1977年，二姐进入店镇小学任教，开始了民办教师的生涯。

二姐很快成长为一名优秀教师，所带班级年年成绩优异。那时农村父母都忙于集体劳动，无暇管孩子，二姐常给孩子们缝补衣服、梳头洗脸，与家长们的关系格外融洽。

1980年6月，二姐嫁到离家十里外的墩山村。店镇小学的两位领导都希望她留校任教，父亲却坚持让她回墩山村任教。

初到墩山小学，二姐落泪了——两孔破败窑洞，一孔作教室，一孔兼作宿舍与办公室。宿舍窑顶裂缝巨大，土块摇摇欲坠，仅靠一根粗木支撑，屋内行走须格外小心。面对二姐的哭诉，父亲沉声道：“你以后的孩子上学怎么办？”二姐沉默良久，擦干眼泪，接下了这副重担。

那一年，因为窑洞险情，墩山小学推迟49天开学，家长不敢送孩子来。二姐便一家一家上门劝说，终于让所有适龄孩子都走进了教室。后来她说，真正的障碍是家长对教育的不重视，以及对年轻教师的不信任。

从此，二姐开始了累计36年的一人一校生涯，在她的感召之下，不少外村的孩子也来就读。她一个人承担从学前班到五年级的全部课程。有一年学区开会，许多教师嫌排课太多，吵了许久。学区专干拍着桌子喊：“张贵平不说课重，你们谁也没资格说课重！她一个人带49个学生，从学前班到五年级，谁比她课重？”一片哄乱，慢慢安静下来。

这一干就是十年。包括二姐自己的三个孩子在内，村里几十个孩子，没有一个辍学，没有一个转学。二姐说：“不能落下一个。”但1990年，二姐莫名其妙地被辞退了。此后半年，全村的孩子只能每天跋涉十里山路去邻村上学。

半年后村里换届，新队干数次登门，请二姐出山。二姐觉得受了不公正待遇，坚决不同意。后来父亲问她：“你就说，喜欢教书不？”“当然喜欢。”“看着孩子们起早摸黑跑十里山路，你心疼不？担心不？”二姐终是不忍，时隔半年重返讲台，直至2006年。

在家清闲一年后，2007年正月，邻村刘顺家坬请她去教书。二姐本想拒绝，但二姐夫已把话应下。原本只打算试教半年，却因与村民、孩子相处融洽而留任。她宿舍门口总堆着村民偷偷送来的头茬新鲜蔬菜，吃不完，她便常多做些饭，中午和孩子们一起吃，也替家长解了农忙时的难题。那年庙会，刘顺家坬村党支部书记带着队干和村民，敲锣打鼓进了二姐的院子，送来一面鲜红的锦旗和一块毛毯。村党支部书记当着全村人的面说了许多褒奖的话，外甥说，他看见二姐扭过头擦眼泪。

2008年农忙假前，两名学生打闹致一人小腿骨折。因孩子父母在外打工，二姐与亲属轮流背负孩子，徒步十几公里山路至公路边拦车送医。正值农忙，二姐独自在医院陪护九天，出院后又将孩子送回家中。孩子父母得知后千恩万谢。年底，孩子父母从北京带回一件上好的红毛衣相赠。

2013年，全县开始清退民办教师，二姐也在其中。可刘顺家坬的村民不干，有的家长还特意从外地赶回来。有人抱着她哭：“张老师，我们出钱，你留下来教孩子们吧。”情绪激动的村民不肯交出钥匙，不让她搬行李。于是专干顶着政策压力，让二姐成了全县最后一个民办教师，一直教到2016年底。

2016年夏，89岁的父亲因生病需人照料，二姐决定辞职。为给学校留出过渡期，她承诺坚持到年底。此后半年，她每日清晨步行五里到校，放学后步行十里回父母家侍奉双亲，备好次日饭菜后再连夜步行十里回家。若父亲身体不适，她便留守照料，次日清晨再步行十五里直奔学校。患有支气管炎的她，那半年竟奇迹般地未发病。她笑言：“每天走路锻炼，身体好了，这是父亲给我的福气。”

2017年，二姐结束了一人一校的民办教师生涯，那年她六十岁。她几十年任民教，终究没能转正。我们问她亏不亏，她淡淡地说：“用爸爸的话说，一辈子干自己喜欢的事，这就是幸福。比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挖的受苦人，不亏。”

2018年，记者采访了二姐，她的事迹登上《榆林日报》，事迹被教育局编入小学附加课本。看了报道我才知道二姐从没说过的往事。有一年考教师资格证要考普通话，陕北方言鼻音重，难度很大，全公社几百名考生只通过三人，二姐是其中之一。专干问：“很多公办老师都过不了，你怎么就过了？”她平静地说：“下死功夫呗。”这“死功夫”我是知道的——冬天黄土高原零下二十几度，漫山积雪，二姐就在雪地里放开嗓子练普通话。

如今，父母相继离世，二姐赴赤峰带孙子。前几天视频聊天，我看到镜头里挂着一件红毛衣。二姐说，就是那年孩子家长从北京买给她的，质量很好，拿出来晾晾，天冷了好穿。毛衣虽有点散边，但依然鲜红，宛如当年挂满窑洞的红旗，温暖而明亮。

张润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