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刘小龙为文学硕士，榆林学院艺术学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该文刊发于11月22日《书法导报》后，引起专家学者关注评价。
中国书协楷书委员会委员、中国职工书画院院长兼秘书长王登科认为：该文史料翔实，爬梳钩沉，论据充分，加之其深厚的学术根底和写作方法，向读者充分展示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理想。论文结论固然重要，但“辨章”与“考镜”过程同样重要，它是学术研究中理性之于人生的美好馈赠。
著名艺术家刘若望说：刘小龙的辨伪之文，引经据典，言必有据，从《非草书》所涉时代社会特征、人文特征、政治规则、文化风尚等方面加以论证，使得该文论点更为可信，足见作者学养深厚，治学严谨。这正是所有艺术家、艺术史家乃至艺术评论者应有的学术素养和应持的学术精神。
国家二级美术师、艺术史学家、书法理论家朱中原认为：作者对前人相关论述及史料皆持审慎态度，对前人成说不盲目采信。作为一家之新论，不失为一篇非常具有史学价值之书法文献学论文！
榆林学院文学院院长贺智利认为：该文多以正史为据，从文献出发，由文献自证，部分观点又采用了吕思勉、马宗霍、唐兰等当代文史大家著作。立论可靠，论据确凿，论证充分，有理有据，对《非草书》的讹错做了全方位辨析，令人信服。赵壹《非草书》在书学史上是一篇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该辨伪文章在《书法导报》“书法理论”专版发表，或许对进一步深入探究中国汉晋书法史能起到抛砖引玉作用。
引言
唐人张彦远《法书要录》收《非草书》一文，署名“后汉赵壹”，后世广为征引，以其为据论断汉晋书法史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把今草之成熟，由东晋“二王”提前到东汉张芝。有的则从文艺理论及文学思想史角度出发，认为《非草书》所反映出的才性论，开魏晋文学批评理论先声。但对《非草书》本身的真伪研究极少。虽有论者质疑《非草书》，然多囿于细枝末节，未能提出足够证据令人折服。
该文在辑入《法书要录》前，仅有张怀瓘《书断》“赵壹有贬草之论”一语。张氏论书多出臆断，其叙隶、章、草之源流，强造统系特好断章取义。征引史例，或擅改史文合其私意，或罔顾史籍骋其臆说，误解“草”“史书”“善书”古籍术语本义等，致其论述汉晋书史错谬不少。
检阅汉唐之际史籍，结合赵壹本传、汉晋士风、“上比下方”之词先后出处，尤其是通过分析文本所持论据的逻辑性、所引时事的真实性，以及梳理才性论的历史流变等，可以判断《非草书》并非出自东汉赵壹。
一、《非草书》必是基于已有论草篇什而发
从《非草书》“故其赞曰‘临事从宜’”及“第以此篇 研思锐精”二语来看，即可推知该文必是基于某一特定论草篇什而发。否则，“其赞”“此篇”指代不明，无法理解。如果真出自赵壹之手，其可依据之文，只能是他生前可见的论草之作。赵壹大约死于188年（赵逵夫先生在《文学遗产》发赵壹考证文章，卒年取其下限188年），该年之前的论草文章，仅有崔瑗《草书势》。崔之“临时从宜”与“临事从宜”一字之差，可视为同义语。但结合二者上下文来看，则大相径庭。崔以“临时从宜”强调作草之际，点画安置，方圆笔势，了无定法。而《非草书》则以“临事从宜”解释篆隶到草的书体演变，乃出权宜。赵壹不当征引似是而非之“赞”以论述草书本末？此外，《隶势赞》有“随事从宜”之语，然此也与崔瑗之词用意相同，与《非草书》“临事从宜”则天壤之别。索靖《草书状》以“随时之宜”来论述科斗鸟篆到隶草，乃是权变的结果，与《非草书》“临事从宜”用意相通。且《隶势赞》“蠲彼繁文，从此简易”及索靖“损之隶草，以崇简易”，与《非草书》“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旨”何其相似！但赵壹不可能预知西晋论草之作。
此外，《非草书》以气血筋骨、疏密巧拙、迟速好丑等术语批驳学草之人，也非赵壹所能发此宏论。中国古代文艺批评中的才性论，固然与《庄子》轮扁斫轮心手之论、《淮南子》工匠瞽师父子兄弟之议、桓谭《新论》人心独晓之说，以及王充《论衡》所言才性清浊等不无关系。但学术思想之传承发扬，绝非朝夕之事。兹以桓谭为例说明这一问题。桓氏身居郎位，尚需向班嗣借《庄子》，而班嗣之书源自朝廷赐予，以此可知古籍甚不易得。桓谭论“材”之所以能体现庄子思想，与其师友扬雄、刘歆不无关系。王充得以承继前人，也与他师事班彪关系甚大。但我们不能以桓、王前后承继之事来推演赵壹，因为赵壹不具备继承王充学术思想的客观条件。史载“王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
蔡邕于光和二年（179）遇赦，南下吴会流寓十二年，中平六年（189）返洛阳，初平元年（190）“从献帝迁都长安”，两年后被害。至于王朗为会稽太守，则更是蔡邕身后之事。此时赵壹已死，焉能得知《论衡》？事实上，魏文帝之“文气说”，才真正开启了以才性论述诗文的先河。《典论·论文》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与《非草书》“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甚为相似。赵壹虽早于文帝，但所谓的《非草书》是在文帝之后六百余年的唐代才出现，不可执后而议前。
文帝之后，刘劭《人物志》以气血筋骨对应五行来论述人的操行才性，以配合曹魏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其成书大约在魏明帝时。正始玄学兴起，“才性”成为清谈主题。傅嘏、钟会、嵇康等论述才性离合，辨义析理，日趋精微。典午篡魏之后，清谈之风弥煽，由品评人物逐渐延及书绘文艺。《晋书·卫瓘传》：“论者谓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东晋二王父子书法骨力之议，皆属此类。刘勰《文心雕龙》以“疏”“密”“缓”“捷”等术语评论诗词文赋，诸如“赵壹之辞赋，意繁而体疏”“仲宣捷而能密”等。明确以“迟”“速”概念论书者，实为梁武帝，其《草书状》云：“疾若惊蛇之失道，迟若渌水之徘徊。缓则鸦行，急则鹊厉。”论萧子云书曰：“笔力劲骏，心手相应，巧逾杜度，美过崔寔。”
由此可见，灵帝光和时期偏居西州汉阳的赵壹，不可能把中国文艺史上由魏晋之后逐步发展丰富起来的论书术语，皆能未卜先知，娴熟运用于《非草书》。由此也可推断《非草书》必非赵壹所作。
二、“故不及草”与“草本易而速”两者之间逻辑悖谬
《非草书》以“私书相与，庶独就书，云‘适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指多矣”为主要论据，批评当时学草之人违背作草之旨。看似气盛词严，实则大谬不然。只因作者将前后两个“草”字皆解作草书，遂致逻辑悖乱，文意不安。仅此一点，足以断定该文不出赵壹之手。既有文采又曾担任汉阳计吏的操觚之士，岂能不明“草”之多义？“草”字固然有草木、草书之义，但用为草稿、草拟之义尤多。《汉书·淮南王传》：“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颜师古注曰“草谓为文之稿草”。《汉书·师丹传》：“丹使吏书奏，吏私写其草。”《后汉书·皇甫嵩传》：“嵩为人爱慎尽勤，前后上表陈谏有补益者五百余事，皆手书毁草，不宣于外。”《后汉书·吴祐传》：“时扶风马融在坐，为冀章草。”《后汉书·祢衡传》：“（刘）表尝与诸文人共草章奏，并极其才思。”
凡古书中“视草”“草奏”“章草”“草章奏”“草成”“具草”“诏草”“进草”等皆为起草、草稿之意。从《史记》《汉书》一直到《旧唐书》，此等史例不胜枚举。当然，“草”也有创造之义。《汉书·艺文志》：“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隋书·经籍志》：“汉氏诛除秦、项，未及下车，先命叔孙通草绵蕝之仪。”至于“草”作为与篆隶等并列的书之一体，乃后起之义，于史籍虽不复少见，然多以“善草”“工草”行文，或径以草书称之，甚易理解。《后汉书·张超传》：“超又善于草书，妙绝时人。”《魏书·卢玄传》：“初，谌父志法钟繇书，传业累世，世有能名。至邈以上，兼善草迹。”
“草”之诸义，古人多能明了，赵壹也不例外。因此，把《非草书》归于赵壹，其谬亦甚。
三、“故不及草”只能解作“起草”
衣冠得体为延宾待客常仪，匆遽时无暇顾及礼仪，也属情理中事，所以史籍常有“衣不及带”“忙不及履”之词。《后汉书·王符传》：“（皇甫）规素闻符名，乃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三国志·王粲传》：“时（蔡）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衣不及带”“倒屣”等，皆因匆遽所致，乃不得已也。这与古人私书相与，匆遽之时来不及草稿，难免词义不周，字体狼藉，显失敬谨之意，特言“故不及草”或“匆匆不暇草”，希冀对方见谅之理相同。
汉唐章表，字皆楷正，以示礼敬，此乃国典，一皆遵守。《史记·万石君传》：“（石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即此可证史载“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不为虚言。草书难识，不施于章奏，古代一直如此，至少直到唐德宗时期是这样。虽间有例外者，然多为恩出制外，实属政治待遇，或事属特殊，牵涉军国大事。东汉显宗令驿马取北海敬王刘睦尺牍之草，魏文帝令侍中刘廙通草，东晋明帝特诏尚书令郗鉴草上表疏等，皆属此类。
“书疏尺牍，千里面目。”作字当以楷隶为敬，正如“整衣束带”晤面同一道理。但仓促之际来不及起草，下笔而成付与行人，也是常有的事。《梁书·伏挺传》载伏挺与仆射徐勉书，信末云：“近以蒲椠勿用，笺素多阙……须得善写，更请润诃。”由此可知，梁代士人书疏，依然经过“善写”之后才付与对方。到唐代也如此，尤其是上达天子的表疏，必须先草后写。《旧唐书·李繁传》：“及（李）泌殁，户部尚书裴延龄巧佞奉上，……（阳）城中正之士，尤忿嫉之。一日尽疏其过恶，欲密论奏，以繁故人子，为可亲信，遂示其疏草，兼请繁缮写。”《旧唐书·席豫传》：“豫与弟晋，俱以词藻见称。而豫性尤谨，虽与子弟书疏及吏曹簿领，未尝草书。谓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
明白这个道理，就能理解所谓“故不及草”，断然不指草书，何况其前尚有“适迫遽”三字，则只能是起草之义。
对“草”字的误解，从现有资料来看，其渊薮即是《四体书势》所谓张伯英“匆匆不暇草”及《非草书》中的“故不及草”。唐代蔡希综《法书论》关于“匆匆不暇草书”的谬解一出，承其误者历代有之。黄庭坚说，“拔忙作草，殊不工。古人云：‘匆匆不暇草’，端不虚语”。黄氏学究天人，于此不免失之。明人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古人云：‘事忙不及草书’。尝举以戏草草者，其人辄妄对曰：‘章草固不易作’，此尤可笑。”张氏或许明了“忙不及草”之义。清代孙承泽《庚子销夏记》：“书家草法，宜入规应矩，力能扼腕，处处停笔为佳，所谓忙中不及草也。”赵翼《陔餘叢考》：“草书乃最速者，反云不暇。东坡尝求其说而不得。近代虞虹升以为草书乃起草耳。不暇草书，谓不及起草，其中不免有涂抹添改，失敬谨之意，故言及之。此说甚新，然亦非也。……是以作草甚难，而匆遽时有不暇也。”
虞虹升之解释完全正确，但依然有人承袭赵翼之误。《中国书法史》云：“不轻易下笔，下笔必要成为楷式传与后世，……意思是急遽没有充裕的时间来作草书。”辛德勇认为张芝所言乃是一种自谦，为自己行文“简慢”表述歉意。但支吾其词，未能明言“草”为何义。
四、“上比下方”之词与汉晋士风
后汉士人多以天下为己任，放言高谈，亦以道德节操立论，“尊崇节义，敦厉名实……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桓、灵之时，以书绘之技高自标置的事例极鲜。蔡邕于熹平六年（177）上书灵帝，直陈“书画辞赋，才之小者”。杨赐在光和元年（178）建议灵帝，远斥鸿都门下“虫篆小技”之徒。大约生于光和二年的曹魏大臣刘廙，其对草书的认识态度，颇可代表汉魏士大夫，借此亦可管窥草书在当时的地位功用。《三国志·刘廙传》：“文帝器之，命廙通草书。廙答书曰：‘初以尊卑有踰，礼之常分也……必如严命……何敢以辞’？”一个“器”字，说明草上表疏，一如“剑履上殿”“赞拜不名”一样，乃出恩宠，与书之优劣大略无涉。一个“礼”字，则又可证草书上表关乎国之典章制度。
汉末士风决定了张芝不会炫耀末技，其家世遭遇也决定了他不可能自我矜伐。张奂原籍敦煌渊泉，先后遭两次党锢，因平定西羌有功，放弃赐钱除郎之赏，以换取徙籍弘农违制之恩。面对“锢及五属”的党禁，张芝岂可矜夸以自招祸端？
曹魏正始开始，社会风气改变，自我标榜陋俗蔓延，上至帝王为政、士大夫清谈，下至书绘乃至博弈，皆有体现。史载晋武帝问王济，其叔父王湛何如人也？王济因称其美。帝曰：“谁比？”济曰：“山涛以下，魏舒以上。”时人谓湛“上方山涛不足，下比魏舒有余”。此话与世传张伯英“上比杜、崔不足，下方罗、赵有余”何其相似乃尔！到底是张芝矜夸之辞影响了百年后“朝寡纯德”之晋人，还是“耻尚失所”的晋人以浮诞时风来臆度百年前的张芝？识者自能分辨。《南史·张融传》：“融善草书，常自美其能。帝曰：‘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由此可见。以书绘相高之风，实乃晋宋齐梁时事，并非东汉桓灵时期风俗。况且，最为值得注意的是，“上比下方”说辞，最早均见于晋人著述，主要有卫恒《四体书势》、荀勖《文章叙录》及挚虞《三辅决录注》。《四体书势》云：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其巧……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颖、梁孔达，田彦和及韦仲将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于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罗叔景、赵元嗣者，与伯英并时，见称于西州，而矜巧自与，众颇惑之。故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
《四体书势》全文，其论古文、篆、隶三体，所涉人物皆直呼其名，符合“名以正体”之意，而论草一节中张伯英等人，却一律字而不名。这种有乖主体行文的称谓，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论述张伯英的文字，十之八九不是出自卫恒之手。崔瑗、蔡邕天下名士，尤其是蔡邕，与张芝同时，且班秩尊崇，卫恒行文尚且不讳。张伯英及所谓的姜、梁、罗、赵等，彼皆匹夫，何德何能，竟得字而不名？当是卫恒遭祸之后，该节文稿经他人篡改或续补。此外，姜、梁、罗、赵及田彦和这五人中，前四人之名，皆可见于后来的论书之作，唯独田彦和不见对应之名，即此可知此人名字相同。顾炎武《日知录》认为“名字相同，起于晋、宋之间，至唐时尤多”，并列举史例予以佐证。如果顾氏所言不差，则这一条也可助证卫作遭人篡改。
刘知几批评《晋书》编撰不重史料甄别去 取，《旧唐书》直斥“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卫恒遭祸，中断了对汲郡竹书的考正，后由束皙续成。卫有《古来能书人录》一卷，也遭刘宋虞龢擅改。结合卫恒遭遇及其论草人物称谓，则可推知《四体书势》关于张伯英的“诡谬碎事”，当是他人之词。
《文章叙录》虽冠名荀勖，乃谓首领其事而已，不能简单推定该录完成于太康十年荀勖卒前。《晋书》本传载其“既掌乐事，又修律吕，并行于世”。如果执此以据，则似乎荀在生前即已全部完成了律吕的修订。实则不然，其所治钟罄，后由其子荀籓续作。本传又载，“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诏勖撰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然则荀于生前并未完成《中经》，有《晋书·王接传》所载卫恒、束皙之事可证。荀于太康三年由中书监改任守尚书令，职务之变动，也必然会影响到典籍整理的进度。综合上述各种因素，可以推断《文章叙录》的最终完成，当为荀勖身后之事。果真如此，则卫恒因祸而文稿遭人篡改后收入《文章叙录》，就是情理中事。
《三辅决录》属史传性质，赵岐“恐时人不尽其意，故其书唯示同郡严象”。由此可 断，《决录》于赵岐身前不行于世，挚虞注后方得流传。其注赵袭云：“岐从兄袭字元嗣。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书称于前代，袭与罗晖拙书，见嗤于张伯英。英颇自矜高，与朱赐书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也’。”欧阳询《艺文类聚》引《三辅决录注》：“赵袭，燉煌太守。”此说有误。《后汉书·赵岐传》：“大将军何进举为敦煌太守，行至襄武……贼欲胁以为帅，岐诡辞得免，展转还长安。”可见敦煌太守乃赵岐，且未就任，与赵袭无关。且赵岐本传明言，赵氏一门遭祸，唯岐及从侄赵戬逃生，余皆罹难。
综上所述，“上比下方”之流传，挚虞之误在先，其后挚说窜入卫恒《四体书势》，最终被《文章叙录》收录。后之好事者不考挚虞之误，遂托名赵壹而作《非草书》，以达其私意而已。范书问世后，齐梁之士多有悉知赵壹者。《南史·卞彬传》：“彬险拔有才，而与物多忤……乃拟赵壹《穷鸟》为《枯鱼赋》以喻意。后为南康郡丞……仕既不遂，乃著《蚤虱》《蜗虫》《虾蟆》等赋，皆大有指斥。”卞氏本传于此所载颇详。
《非草书》末一段，有“稽历协律，推步期程。探赜钩深，幽赞神明”之语，貌似与“道术”有关，实乃作伪者为照应“有道张君”而故为此说。看似天衣无缝，实则显其无识。汉末儒士，视谶纬为敌，正如范晔所言：“是以通儒硕生，忿其奸妄不经，奏议慷慨，以为宜见藏摈。”刺世疾邪之赵壹，岂能以阴阳术数谶纬图书为他人指点迷津？与此相反，倒是在宋齐之时，图谶符应之说尤为流行。
通过以上辨析，可知张怀瓘《书断》所言贬草之论，断不可信其所指为 东汉赵壹。《法书要录》所辑书论间有伪作。盖因张彦远为唐人，且该书保存不少中唐之前书论，故后人多信而不疑，不加悉心考辨，遂尔雷同一声，认为《非草书》乃东汉赵壹之文。然文本乖谬错乱，足以自证其伪。今不揣浅陋，以申鄙见，祈通人指正。
（原文见《书法导报》，本报转载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