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鸣琰，这个名字我在神木中学上学时就听说了，神木城里的同学也经常说起他各种各样治病救人的故事。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吴鸣琰在神木是神一般的存在。

我从穷乡僻壤的高念文村走到神木城，古老的城墙、高大的城门、熙来攘往的街道、琳琅满目的百货公司着实让我开了眼界，更让我不可思议的是住在城里的那一个个传奇人物。能把要死的人救活的吴鸣琰，一把草药治百病的张政泰，上课只带一只粉笔的徐存厚，博古通今的杨和春，会教书、会写文章、会照相的武绍文，会设计制造机器的李祝捷，能把石头变成玻璃的郑文龙等等，是这些人让我对科学技术由抽象变成具体。

1981年，神木南关小学发生了一件全城妇孺兼知的大事，一位老师在校园乒乓球台边训斥学生，以手势助语气，手指戳到学生的脑门，学生脑袋向后一仰，恰巧碰在了水泥乒乓球案子的尖角上，当即头上血流如注，人像气球放了气，软倒在地。送到医院一检查，颅内出血，必须马上做开颅手术，否则危在旦夕。吴鸣琰在县医院简陋的石头窑洞手术做了五六个小时，孩子得救了，浑身湿透的吴大夫软倒在地。这场手术不仅救了这个孩子，更救了闯祸的老师，救了两个家庭。

一个人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神，靠的是他所创造的一个个奇迹。

1988年2月12日，我大女儿出生，也是我们一家与吴鸣琰结缘的日子。这天傍晚，我们与已经担任神木县医院院长的吴鸣琰经历了生死攸关的十分钟。

那天下午五点，女儿在县医院出生了，可胎衣一直下不来，剥离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年轻的大夫头上渗出的汗珠闪闪发光，脸憋得通红。刚刚经历生产的妻子恐惧又痛苦，把头深深埋在我的腋下，双手死死地拽着我的胳膊。

“你快去叫吴院长吧。”大夫对我说，他的声音很低，可我听了不啻平地惊雷。我不知道胎衣下不来的后果，但我知道不是人命关天，不会让叫吴院长。顾不上多想，我骑车直奔吴院长家。好在吴院长就住在医院旁边的旅社大门口，离医院不到五百米。吴院长正挽着袖子和面，准备做晚饭。我见到他只会重复一句话：胎衣下不来四十多分钟了，胎衣下不来四十多分钟了！把吴院长的手从面盆里拽出来，哀求快去救人，腿软着就要跪下。

吴院长连忙扶着我说：“小伙子，不要着急，我马上就去。”当即叫他的女儿吴月萍先去做手术准备，他洗洗手就来。他的女儿也是医院的护士，当吴院长到病房时，她已经打亮无影灯，准备好必要的器械。吴院长一到就开始上手剥离，只听他说：“哎呀，粘的挺厉害！”

终于剥离成功了！整个病房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剥离过程不到两分钟，但我却像是经历了一生。剥离完成后，吴院长弯下身，轻轻地用卫生纸把妻子身上的血污、床上的血污一遍遍地细细擦拭，擦拭过程中我才看清穿着白大褂的吴院长个头不高，身体瘦瘦的，说话声音低，动作很利落。吴院长嘱咐：“出血太多，一定要输血。”

吴鸣琰，这个名字从此珍藏在我的心里，永远忘不了那双被我从面盆里拽出来沾满面粉的手，永远忘不了他弯下腰轻轻地为我爱人擦拭身体、擦拭病床的动作，永远忘不了他走出病房走在医院院子里灯光下那洁白温暖的背影。

2021年，我的女儿在上海的妇产医院生孩子的时候，我不由得又想起她出生时那个惊心动魄的傍晚，想起那个个头不高、身穿白大褂、说话声音柔和、医术高超、被神木人奉为“神医”的吴鸣琰。

2023年春节，我和妻子回到神木老家，正月的时候我和妻子说：“咱俩去看看吴院长。”妻子说：“没有联系方式，不知道住处，怎么找到他？”我说：“在神木找一个曾经当过官的，可能费劲。找吴院长，一定好找。”

凭着对吴院长旧家有点印象，在神木老城南关的斜街停下车，见走过来一个中年男人，向他打听吴院长的家，他果然知道，而且热心地掉头带我们去。到了吴院长家，大门紧锁，临街的诊所也关闭了。街对面坐着几个老头聊天，向他们打听，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说，吴院长九十岁了，老了，不能开诊所治病了，在旧县医院门口政府奖励给他的房子里住，有保姆伺候着。

根据几位老人的指引，我们很快找到了吴院长在旧县医院门口的家。听说来了客人，在客厅小床上躺着的吴院长赶紧穿好衣服坐了起来。

吴院长确实是老了，白头发稀稀疏疏，原本大大的眼睛，现在眼袋快把眼睛都挤没了，小小的身躯陷在床铺里，俨然一个小老头。显然他不认识我们，眯缝着眼睛疑惑地盯着我们看。我告诉他我是谁谁的儿子，他马上说：“你们家是在花石崖高念文村。”父亲是神木的老干部，又是吴院长的同龄人，过去他们熟悉。

“你们村我去过，任念功村我也去过。”

“我们村那么偏僻您都去过？”

“比你们村偏僻的地方我都去过，神木县所有的乡镇我都去过，四千多个自然村，至少一半去过。”

“我1953年来到神木县医院，1993年退休，医院工作四十年。退休后自己开诊所二十年。治疗病人超过十万，手术病人一万多。”九十高龄的吴老，说话声音低，但表达特别清晰。原想见见他就走，看他精神状态如此好，我特别想和这位老人多聊聊。

“您治疗过的病人印象最深的是谁？”潜意识里，我想听吴院长亲自讲讲这个轰动一时的开颅手术。

吴院长缓缓地说：“那可说不完，我刚来神木的时候，神木是一个偏僻落后，缺吃少穿、缺医少药的地方，老百姓的日子特别苦。1962年夏天，阳崖村一个姓雷的老汉背来他的老婆，老婆背患‘蜂窝组织炎’，化脓恶肿，如不住院做手术，生命危在旦夕。可是雷老汉穷，交不起住院费，准备带老婆回去等死。我冒着极大的风险，在门诊处置室，直接进行坏死组织切除，整整一个小时，不全麻，不输血，相当于刮骨疗毒。手术过程，我的口罩、白大褂溅满脓血，切除的坏死组织堆满方盘，病人痛苦，医生更痛苦，没办法，救命要紧。”

有一件事，吴老说他印象很深。1959年的冬天，临下班，医院的领导交给他一个紧急出诊任务，说栏杆堡有一个产妇产后胎衣滞留有二十多个小时了，生命危在旦夕，要求他连夜去栏杆堡。栏杆堡距县城有三十公里，步走要近六个小时，走路辛苦他不怕，他怕狼。那时候去栏杆堡的路不仅荒凉，还要路过一段原始树林。听人说，狼咬人首先是咬脖子，他就把围巾一道一道缠在脖子上，最后挽了一个死疙瘩。手里拿了一根打狗棍就上路了。到了地方，围巾都湿透了。来不及喘口气，在简易的土炕上就开始人工剥离，顺利救下了年轻的产妇，母子平安。

听吴院长讲一个个他与病人的故事，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吴院长，您究竟属于什么科的大夫？”

“病人得什么病，我就是什么科。”说完这句话他“嘿嘿”地笑了，像一个可爱的小孩。“从陕西省卫校毕业分配到神木后，我1956年、1960年、1972年先后三次到西安进修过大内科、传染、胸外、脑外、腹腔外科，还进修过中医。先干后学，边干边学。”

吴院长说刚到神木的第二年，那是1954年，他到贺家川下乡，春节了，他也没有回县城里的单位，那里也是一个人。回长安老家更不可能，来去路上就要半个月。过年当地人都回家了，就他和看门的老头一起过年。正月初三，县里下来一个部门领导，看到竟然有一个县医院的医生在这里过年，这个医生还是个外地小青年。过年还在这里下乡，就让人给这个小医生单独做了一碗羊肉饺子。吴院长说，那是他这一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饺子，特别香！关中口音的“特别香”，好像格外加重了香的感觉。“特别香”重复了几遍，好像又吃到了七十年前的那碗饺子。他觉得不能自己一个人把这碗饺子吃掉，就礼让那位干部也吃，干部只尝了一个，谎称自己吃过了，不再吃。他坚持让干部再吃，两个人四只手把一碗饺子推来挡去，“蹦”得一声，居然把碗掰成两半，两个人对着撒了一桌子的饺子哈哈大笑。他一边讲，一边像个小孩子“嘿嘿”笑，眼睛眉毛都不见了，只剩下一张笑脸。收起笑脸，他说：“神木人对我是真好！”

聊天的间隙，我环顾他的小屋，是一个小小的二层，一层有二十多平方米，在一层客厅上二层的楼梯下摆了一张床，床边围着一张朱红色的旧办公桌，桌上放着他用钢笔写得一大本病案回忆。这一床一桌组成的空间就是吴院长躺下休息、坐起写作的地方。房间光线很暗，墙壁陈旧，家具也是七十年代最简易的那种。客厅的东墙上挂满各种奖状、旌旗，居中的一个镜框里张贴的是榆林地区卫生局1999年授予他的白求恩精神奖。

白求恩精神是什么？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他是神木人民的白求恩。

高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