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宁堡遗址。　王甜　摄

秋光里的陕北大地静穆，也空旷。

南飞的雁群偶尔打破天空的寂静，掠过古堡的上空，衰草间，残破的城垣蛰伏于群山沟壑之中。数百年前的雁群也曾掠过堡的上空，彼时，城郭中熙熙攘攘，城墙上寒铁烁影。

保宁堡近了，更近了。

只是，遍寻，也难以找到往日繁华的踪影。

只有一段城墙依然棱角分明，不动声色地昭示曾经的过往。它浑身斑驳，满脸布满褶皱，却如历史的卫士，倔强得岿然不动。让人不由得仰视臣服。

保宁堡在榆阳区芹河乡新湾滩村南，距榆林城西15公里。在明代延绥镇，曾属中路榆林道管辖城堡。

曾雄峙塞北，曾为边关要冲，曾巍峨高耸……一切的一切，都敌不过历史，敌不过风沙的侵蚀，更敌不过一代一代人逐渐在记忆里的消融。

好在，史志的章节段落始终不曾遗忘保宁堡的重要性。

“保宁堡东至镇城三十里，西至波罗堡四十里，南至归德堡四十里，北至大边一里。旧古梁城。国朝嘉靖四十三年，巡抚胡公志夔创建。周围二里一百四十步，铺七座。万历六年重修，帮筑高厚。九年，参将臧士贤劝增东关。堡多水泽之区，为镇城夹道、耕牧地。边冲、兵寡、防守颇难，由此寇归鱼饷道。自筑垣后，又命将守之，虏不敢骤马南下矣。”明代《延绥镇志》中这样记载着保宁堡的创建史和堡城的规模布局。

清代《康熙延绥镇志》则是增录了保宁堡镇守的长城与墩台数目：“城设在平地，系极冲下地。周围凡二里一百四十步，楼铺七座。万历六年重修。九年，参将臧士贤增东关。边垣长二十里，墩台三十六座。”

清道光年《榆林府志》对保宁堡记录更为详细了：“明成化年间（1465—1487）巡抚卢祥建。弘治二年（1489）巡抚刘忠移筑今堡。嘉靖四十三年（1564）巡抚胡志夔增修。城在平川，周二里一百四十步，高一丈九尺，南门一，楼铺七座，系极冲卫下地。”将古梁城的建筑史也进行了增补。

先有保宁堡，后有榆林城。在古城榆林，但凡对城史有所了解的人，都能记得这样的说法。的的确确，今天繁华的榆林城，是从保宁堡南迁开始的。

险峻，似乎和保宁堡并无太多的交集，堡中四望，满眼辽阔，让人不由滋生对祥和太平的渴望。大约，在此驻扎的士兵，仰仗着兵马众多，只需远远遥望远方游牧民族是否有异动。彼此相安，守望安宁，大约就是保宁堡的职责和初衷。

“保宁堡《会典》原额：官军二百二员名，马骡五十七匹头。今见在军人一百九十一名，马二十七匹。城守军人四十九名。塘马二十七匹。守瞭墩台军夜一百四十二名。”明代《延绥镇志》是这样记载的。

清代《康熙延绥镇志》的记载则是这样的：“保宁堡守兵八十名。明制：军丁并守瞭军共一千二百八十名，马骡驼六百七十五匹。”在明延绥镇三十六营堡之中，保宁堡建堡时间早，驻守兵马相对其他堡城较多，又于平坦处筑城，无险可据，易攻难守。又建在水泽丰润、牛羊衔尾的富庶之地，保宁堡，似乎并没有为军事征战做任何准备。这也许，就是一个王朝的自信。

作为守护延绥镇城榆林的榆林左翼要冲，又是与常乐堡共同控制归德、鱼河大川的门户，更是守护中原的重要屏障。

保宁堡的守与失，关乎整个王朝的安与危。

如此坦荡于天地之间，徜徉于蓝天白云和大平原之间，特别是陕北这样群山沟壑多于草滩平原的地带。保宁堡的选址和意义，让人不由对历史重新审视，对建城者的微妙心理进行揣测。

金戈铁马、刀光剑影，战争的惨烈记载似乎也确实没有保宁堡的记载。但从明至清，朝廷都格外重视保宁堡的守备事宜。

倘若，没有大自然的残酷进逼，也许保宁堡发展成为一座繁华之城，将顺其自然。

只是，历史从来没有如果。

沙漠南侵、水源渐涸、马无所饮……还是让建城者的初衷偏离了方向。堡始终没有成为一座繁华城，从始至终只能在边关的角色担当中，兢兢业业，尽忠职守。

渐渐地，农耕与游牧携手，再没有纠葛与纷争，保宁堡也许是在含笑中渐渐落幕于历史之中的。

今天，只有古堡遗址成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志碑来证实这里的重要性了。

今天，只有规模宏大的庙宇建筑群在公路沿线吸引着人们踏进保宁堡了。

明长城遗址（保宁堡）标志碑醒目地立在庙宇建筑群前，提示人们，这里曾有一座古堡，曾有一群戍边的战士，曾有赫赫边关。

标志碑上的碑文提醒人们重温历史：“营堡平面呈长方形，周长1.42千米，占地面积约0.097平方千米。现存城墙、马面、角楼及墩台1座。保宁堡作为明代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发挥了有效的防御作用，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重要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在经乐梵音中，便不由自主成为庙宇殿堂中的迂回。

标志碑过后，便是高大的三门四柱五楼石牌坊耸立，牌坊左右雄踞威仪凛然的石狮子。沿着石牌坊的路，寂寞、静穆而神秘。鳞次栉比，金碧辉煌的庙宇建筑让人不难想象这里香火鼎盛。

只是辉煌的庙宇建筑群更是让人难以找到寥落的保宁堡踪迹。

遍览全寺，好在关公殿让人隐约看到了保宁堡的旧踪。关帝庙是长城沿线每座堡城必建的庙宇，关老爷是武圣，戍边的将士们都希望关老爷保佑出征得胜、平安凯旋。

一睹雄关的当年雄姿，恐怕再难实现了。

抵御、征战、震慑，就是为了和平，为了不再抵御、征战、震慑。

保宁堡，做到了。

在庙宇中盘旋，听知情人的讲解，堡内原来建有祖师殿、关公殿、三官殿、娘娘庙、南佛庙、三大古佛殿、城隍庙、山神庙、土地庙等近20座寺，还有钟楼、鼓楼、山门、神路等建筑。因为保宁堡的寺庙多，供奉的神灵多，从农历三月三开始至年底，全年要举办10次庙会。

曾经的兵营，在烟火缭绕间，幻化。

只能在史书中的记载，一遍遍遥想保宁堡……

遥想被流沙掩埋的大部分堡城，遥想城墙、马面、角楼……遥想曾驻守的将士……他们的寂寞与苦难在保宁堡一定有些许的消解，外敌的袭扰、硝烟烽火、刀光剑影总会少那么一些，守望的和平、亲人的安宁总会多那么一些。也许，思乡的路会近那么一些，也许，往后的人生会长那么一些……

大约就是这样征战渐少，防御之心不得减的日子，才滋生出极富地方特色的“踢鼓子”秧歌吧。保宁堡每年定期的谒庙秧歌和下乡沿门子巡演秧歌，几百年来融祭礼、逐瘟、歌舞娱乐于一体，规模盛大。

保宁堡“踢鼓子”秧歌，据说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北宋年间。虽然少有史料能证实这样民间的口口流传，但生活在长城沿线的芹河、小纪汗、补浪河、巴拉素等地的人们，在“踢鼓子”秧歌激越的节奏里，越过了漫长的日日夜夜，对研究榆阳区古代军事、民俗以及宗教、艺术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榆林市志》记载，保宁堡“踢鼓子”秧歌征班表演者规定由36人组成。领头二人各手执“拨浪鼓”，称之“拨浪子”，摇动手中拨浪鼓指挥秧歌队表演，紧跟其后为手执“日照伞”者各一，手执“火蛋”者各一。男角称“武身子”，均武士装扮，肩挂腰鼓；女角称“包头”，又名“文身子”（旧时多由男子扮装），头饰3朵彩布堆花，着古装连衣裙，束腰带，配挂红、蓝、黄、青等色云肩，边呈莲花形，手执小板；踢鼓子者与兰花女间隔搭配列队。扭秧歌队形图案变化多样，开场是“白马分鬃”，依次是“走八角”等，最后以“天地牌子”收场。

寂寂中，保宁堡旧日雄风未见，没能看到保宁堡“踢鼓子”秧歌的宏大场景也让人感到遗憾。

保宁堡，远了，远了……

南飞的雁群，又一次从上空掠过，一如当年……

李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