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遗址自2012年大规模考古发掘以来，先后三次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评选的“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荣誉，还两次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荣誉。在获2011—2015年度“世界田野考古十大新发现”之后，于2016年又获中国考古最高奖——“田野考古奖”。2019年，石峁遗址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21年1月，美国《考古》期刊评选过去十年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石峁遗址榜上有名。2022年12月29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石峁遗址榜上有名（陕西共3个）。

石峁遗址为什么能密集地获得国内外如此众多重要的荣誉呢？因为石峁遗址太重要、太异乎寻常了！用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的话说：“怎么估量它都不过分！”石峁遗址甫一发现，考古界、史学界、新闻界包括文学界都用“石破天惊”来形容它。2013年至2014年间，央视《探索·发现》栏目分四期播出了石峁的惊人发现，在国内外引发了巨大反响。

这些年来，人们把石峁古城称为祖庭、圣城、圣地。石峁考古队执行领队邵晶曾不止一次说过，辽宁舰的总设计师罗阳先生在石峁现场听了考古介绍后，对邵晶感慨道：“你这个才是真正的第一，我那个不是！”

如此这般的石峁，它的超人高度与异样风景，主要体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一是遗址规模宏大，彰显强劲实力。

城区规模宏大，石峁古城内密集分布着大量的宫殿建筑、房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遗迹，出土物包括石雕、彩绘壁画、占卜用具、生产生活工具、装饰品、武器、玉器等。石峁古城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形制完备、结构清晰、保存完好、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石峁古城面积4.26到5平方公里，初步估算，石峁古城的石方量达12.5万立方米，土方量可能在20万立方米以上，工程量浩大。

在我国北方地区，与石峁同时代的古城大约有数百座，但不是土城墙，就是石城面积太小，大多不到一平方公里。而石峁不仅自身规模宏大，在它周边几十公里范围还有桃柳沟（乔岔滩）、堡坬（乔岔滩）、薛家会（万镇）、双阳堡（安崖）、寨山（安崖）、木柱柱梁（大保当）、四卜树（西沟）等面积在50万至200万平方米之间的近十座古城拱卫。这种格局说明，没有一个十分强盛的政治体系和相应强大的经济体系做支撑，这座超大规模的古城是不可能修筑起来的。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石峁考古队队长孙周勇博士说：“石峁城址的发现为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对进一步理解东亚及东北亚地区早期国家的起源与发展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城防体系完备，煊赫远古都城风景。

石峁古城坐落于山峁之上，西面为高家堡城川，北面为洞川沟。几千年前，这里应为一个庞大的湖泊水系，据专家考证，当时水位比现在高40余米，边缘是悬崖，这就从西到北为古城城防提供了天然屏障。只有东边和南边是山峁，因此，它的防护城墙就是围绕这些山峁修筑的。外城蜿蜒曲折，从高家堡古镇东山巅土旺山村起头，经樊庄子、雷家墕和牛沙墕，直达洞川沟南岸山脊，延绵4.2公里，构成一个巨大的闭合性墙体。这些墙体通宽4米多，高达6米以上，间有城门（瓮城）和马面。所有墙体的核心都由夯筑泥土填充，外围包有石头墙体。内城城墙与外城墙大体平行，总长5.7公里。现名为皇城台的核心区，南、西、北三面都是悬崖绝壁，只有北边极少部分如脖颈般同后面的山体相连，大部分都是深沟。为了防护，石峁人在皇城台的东北段从下到上，修筑起了一道道墙体，修一层退一个台阶，共修了十余层才达山顶（此即专家所说的平顶金字塔）。最高的一段城墙如今残留部分仍高9米有余，估计当时至少应在12米之上。这些城墙的墙体内都有间隔不远的纴木穿插，如今从残留的城墙还可以看到。这么大规模的城墙，显然还经过一次大规模的维修，维修加固层厚均一米，高与原墙持平。已发掘的外东门，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庞大、结构最复杂、形制最规整、城防技术先进的完美实证。整个城门呈“S”型，内外瓮城、马面和两侧类似后世城阙的墩台一应俱全，门道中有三道门塾，易守难攻，如果能到实地考察，就会发现，这座被誉为“华夏第一门”的古门址的确名不虚传！进入堪称全城制高点的外东门，更会发现，这座奠定后世都城格局的古城，不仅外城保卫内城，而且内城拱卫皇城。站在皇城之上，既能看到从皇城台到外东门的中央大街景观，又基本能看清内城和外城的全貌……在这些令人惊奇的设置中，马面尤其引人注目：过去，学术界和考古界一般认为，马面是在魏晋时期才出现的，结果石峁那时就有了！如此种种，让考古学家兴奋不已、惊叹不已。

三是藏玉于墙，呈现文化高度。

2017年，一场雷雨过后，外东门东外墙中段离地面一米多高的石缝里，露出了一件玉器……石峁城墙里有玉，这种阔绰的藏玉于墙行为，既有视玉为神物的表达，又有“用玉富裕”的精神寄托。它不仅让传说中的“玉门”“玉城”“瑶台”“琼宫”显露端倪，也把古人崇玉敬玉的思想和数千年延绵不断的玉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

石峁的玉器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数量巨大。已流失的据估计在万件以上。仅外东门3000余平方米就发掘出50余件玉器，整个遗址现在还有多少，是说不清的。二是器型丰富。同时代全国各地的玉器类型，几乎都能在石峁见到身影。从玉的质地上分，有新疆和田玉、辽宁岫岩玉、河南独山玉、甘肃肃北墨玉、陕西蓝田玉、内蒙古黄玉和河北青玉等；从玉的器型上分，有良渚风格、石家河风格、凌家滩风格、辽西风格、龙山风格、陶寺风格、二里头风格等，当然更多的是甘青齐家文化风格。这些充分说明，石峁是一个古玉聚集地。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交流和融合的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据古玉专家刘云辉先生和考古学家陆建芳先生说，由于战争、掠夺和商品交流，那些良渚风格的治玉技术也被融合在石峁周围了。陆建芳先生曾在神木有过一次讲座，他引用史料和考古成果，说良渚人因气候原因迁徙到安徽、山东一带，和当地的土著融合后，形成了东夷群体及龙山文化。后来经过黄帝和蚩尤的涿鹿之战，蚩尤战败，部分东夷人就被融合到石峁一带。这从侧面说明了石峁的不同凡响，它也许真是黄帝的都城呢！三是自成系列，特征明晰。所谓自成系列，是指其治玉风格由粗朴到精致逐步演进；所谓特征明晰，是指石峁的玉人头、玉牙璋和玉璇玑等典型器物独具特色。一提起这些器物，人们就会联想到石峁。

四是艺术品丰富，生产力发达。

石峁的出土器物表明，石峁文化已处于相当发达的水平。石峁城门内和宫殿区有大量壁画，这些壁画体量大、分布广、艺术成就高，不仅把中国室外壁画史推前了数百年，也为我们研究陕北传统炕围画找到了直接源头。石峁的石雕，更是颠覆了许多传统认知。皇城台出土的上百件石雕，可分为人物造像和动物造像两大类：人物造像又分为神像和世俗雕像两类。石峁石雕神像不仅体量巨大，蕴含的意义深刻，揭示出石峁人的祖先崇拜、神权统领、敬天法地等思想，而且为我们研究石峁人的源流与走向提供了大量的实物实例，它们还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夏商周文化源头的认知。比如，石雕上的纹饰，就为夏商周青铜器的纹饰提供了源头，而其图雕风格，也为探索石峁文明和其他华夏文明的关系提供了例证。石峁的世俗化人物石雕件，以写实或拟人化为主，其内容丰富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举重若轻的那个大力士，活灵活现，让我们不由得想起《愚公移山》里的移山之神……那两方著名的圆柱石雕，一男一女阴阳相对，专家认为它是后世的华表之祖，这既印证石峁人的人崇拜和祖先崇拜，也显示着石峁为华夏族人崇先敬祖的正统源头。

在石峁众多的石雕像中，还有许多动物雕像。这些动物雕像中，最神奇的是那一对反向而行的鱼形石雕——虽然雕在石头上，但依然感觉像可以动起来的样子，这是后世螭龙的祖宗。此外，牛虎图、人射马的图形和皇城台入口坡道上石雕圆圈图形，又让人联想到汉字的起源、联想到后来的伏羲八卦图……

除了玉器、石雕、壁画，石峁还出土了不计其数的陶器。好多陶器表面光滑、制作精美，薄如纸、色如玉、声如磬。专家断言：它们决不是民间匠人所为，而是出自皇家工匠之手。而陶鹰的出现，既为后世民族融合找到了源头，也反映了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它和大体量的骨针、口弦琴（口簧）及铜器、铜范等一起出场，也反映出石峁社会经济的繁荣程度已超乎我们的想象。

五是杀戮祭祀惨烈，社会分化严重。

石峁外东门发掘出一百余颗人头骨，这些当时用于祭祀的人头骨，大多数为年轻女性，集中瘗埋于地下，有24颗的，有28颗的，也有十几颗的。2011年在外东门的照壁北侧，还发现了一具小孩遗骸。这些不仅是石峁时期社会族群之间攻伐杀戮的实例，也反映出社会等级分化的剧烈。2014年以来，在石峁的韩家圪蛋、后阳坡和皇城台等遗址内，发掘出数十座墓葬，把石峁人的等级分化展现得分外明晰：有的墓葬，不仅陪葬品丰富，而且还有一个甚至两个殉人；有的墓葬，除了一个小陶罐，再什么都没有。

六是大量改制玉器，显露商品经济端倪。

石峁出土和发现了众多玉的改制器，一方面说明它的统治族群势力强大，能够把不同地区不同种类的玉器都搜罗集中甚至掠夺过来；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当时的商品交易活跃，才使全国各地各种玉器、各类器型的玉产品源源不断聚集在这里。此外，改制玉器的存在，也从侧面表明族群更迭剧烈、商品流通频繁。

还有，石峁出土的几公斤（一万余支）骨针，更喻示着这些物品不仅是石峁人自产自用，很大可能是为了交换——皇城台很可能还是一个骨针、口弦琴和玉器、陶器加工厂。另外，贝币特别是玉制贝币及鸵鸟蛋壳、鳄鱼骨板的出现，进一步说明石峁时期不仅仅是以物易物的原始贸易，或许已进入到物币交换的时代了。

七是文明史的实证。

石峁这座距今4300多年前古城的发现，不仅让中国有了与美洲玛雅古城、欧洲雅典古城和埃及金字塔相媲美的话语权，也使石峁遗址无可争议地跨入世界级历史文化遗迹的行列。石峁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解决了长期困扰史学界的许多谜团，它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它把过去长期不被西方学界认可的中华文明史推到了无可辩驳的事实高度，石峁因此成为公认的世界著名历史文化遗迹。发掘十多年来，不仅国内所有考古机构、知名专家悉数朝圣般前来探寻，美、英、法、德、意、埃及、日本、以色列以及俄罗斯、印度等考古大国，其考古专家也都悉数前来拜谒这座巨型史前古城。可以说，大多数人来之前都是半疑半信的，但是看完之后，他们变得心服口服。美国、英国、法国不仅在考古杂志上刊登报道石峁遗址，还把石峁遗址拍成专题片，在电视网络媒体上进行系列报道……时至如今，西方学界再也没有人说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没有实证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导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中，石峁遗址占据重要位置，一门新的学科——石峁学即将成为史前史学课题中的显学与热门。

八是改写中华文明史。

过去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在黄河中下游的山西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山东一带，最西也就关中一带，而石峁的新发现无疑为中华文明的源头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和视野。“它对进一步理解‘古国、方国、帝国’框架下的早期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孙周勇语）。著名先秦史专家沈长云先生更是把石峁遗址同黄帝部族相联系，他认为石峁遗址就是黄帝部族的居邑，也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也有不少国内外专家认为，石峁才是华夏文明的直接源头。至此，华夏文明“中原中心说”被彻底颠覆，“满天星斗”代替了“月明星稀”，“多元一体”成为共识。

九是拉近史学与考古的距离。

陕西省文物局原局长赵云曾数次来到石峁发掘现场。他说：“石峁是我省近年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石峁遗址的发现将改写中华文明史……”为什么是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呢？因为，其一，石峁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遗址，在全省范围内只有秦始皇陵可以与它媲美。邵晶说，石峁是当时河套地区首都级别的重要文化遗存。其二，石峁遗址的发现，将过去模糊的历史传说变得逐渐清晰起来。其三，石峁是看得见、摸得着、可观性极强的巨型史前文化遗址。石峁很直观：高大的墙体，宏阔的规模，海量的文物，放眼一望，全是震撼！现场一观，充满自豪！

目前，西方学界认定文明社会的三个标尺：一是文字；二是金属冶炼；三是城市定型。石峁基本具备这三个条件：宏大的都城格局，铜范铜刀铜齿环等金属器，只是文字出现尚少——而我国学界认为，文字只是文化艺术成就中的一项，只要总体上文化艺术成就足够高，那么就表明它已进入文明社会了。因此，许多专家都认为石峁已进入文明社会。

石峁的发现，部分证实了传说的可靠性。《史记》中说，黄帝势力“东至于海，西至于空峒，南至于江，北及幽陵”。《神木县志》中说，石峁是唐幽陵都督府旧址，高家堡古镇中兴楼洞的西边现存石匾上题额“幽陵瞻”，自然不是巧合。近年有学者考证说，石峁就是《山海经》里提到的天帝昆仑城……这些虽然还不能下定论，但却实实在在拉近了传说与考古、考古与史学的距离。

十是强大的民族文化象征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石峁是中华文明史的实证！石峁遗址具有强大的民族历史文化意义，对进一步激发华夏儿女树立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具有重要意义。石峁遗址不仅具有极高的科学考古价值、现实政治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且使华夏民族具有强烈的历史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它会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彩。

石峁遗址的发现，一方面，为促进陕北文化旅游产业经济加速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动力，使“旅游止于延安”的现状获得极大的改善，也使陕北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更具有全局性意义；另一方面，能够为神木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全新的引擎。神木市目前已启动第三个5A级景区石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计划投入十多亿元……这种大手笔投入，将使石峁遗址与高家堡古镇一起，构成一个全新的低碳文化产业带，它对带动陕北地区经济持续发展，推动整个陕北文化旅游产业快速行进，把陕北文化旅游业推向更高层级，将持续散发出巨大能量。

石峁遗址的发现，为神木乃至榆林的经济转型升级找到一个极好的文化突破口，同时也让世人观瞻到它的高度与风景，帮助陕北文旅打通南北、东西的进出通道找到了关联点……揭开石峁的神秘面纱，是我们的幸运；展示石峁的伟大，是我们的荣耀；保护石峁，是我们的责任。

建设一个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是展示石峁文化高度与风景的必要课题，也是保护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必然课题，更是增强历史责任感、树立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觉的必由之路。

作者：项世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