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老城由“南塔北台”“六楼骑街”南北中轴线大街和东西贯通的90多条老巷道构成，纵横交错，宛如棋盘。从北大街钟楼向北走200多米就是吕二师巷，大街将吕二师巷分为吕二师上巷和吕二师下巷，立于大街西边吕二师下巷巷口的牌坊上，醒目刻有“榆林吕二师下巷”牌匾，牌匾上的“毛体”用墨饱满，遒劲厚重，自成一派，引得无数游客纷纷打卡拍照，惊叹毛泽东竟然为塞上榆林一条巷子写巷名，榆林好多本地人也是不知原委。毛泽东真的给“榆林吕二师下巷”写过巷名吗？其中的缘由到底是怎么回事？

1938年1月，全民族抗战已发展起来，时任《大公报》记者杨令德先生为避战乱，携家眷经山西省河曲县辗转来到榆林，暂居在《大公报》主笔榆林人张季鸾先生祖宅中。当时张季鸾祖宅是吕二师下巷5号，旁边居住的是榆林吕氏后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杨令德先生将其亲外甥袁尘影送入延安陕北公学培训学习，没想到结业后因误会被拘押。杨令德得知消息后心急如焚，当即给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负责人和陕北公学校长写信，同时抱着冒然一试的想法给毛泽东也写了信，讲了事情原委请求帮忙。毛泽东收到来信，立即批示调查和处理。但因毛泽东当时正在参加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直到12月14日才给杨令德回信。毛泽东写道：“先生两信均收到了，因开六中全会，久稽奉复，至以为歉……尔后此间有何缺陷，倘有所闻，尚祈见告，俾资改进，不胜盼祷！”

杨令德没想到共产党的领袖对于一个普通新闻记者给他的信竟是这样重视，亲笔作复，令他非常感动。他马上提笔又写一信向毛泽东致谢。1939年1月22日，毛泽东再次复信杨令德：“12月24日，大示敬悉。令甥被屈事，能邀先生谅解，为之欣慰。如先生高兴来延安一游，甚表欢迎。”毛泽东亲笔写给杨令德两封信的信封上，都写的是“榆林吕二师下巷杨令德先生毛缄”。

1943年6月，杨令德作为邓宝珊将军的随同人员由榆林南下重庆，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大礼堂设宴招待邓宝珊一行。入席前，当邓宝珊介绍杨令德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好像马上就想起了四五年前的事，亲切地说：“噢，杨先生，我们还通过信呢。”对毛泽东的问候和惦记，杨令德感念不已。

1976年，杨令德先生将毛泽东的这两封珍贵回信交由中央保存。1988年，政协内蒙古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塞上忆往·杨令德回忆录》，杨令德回忆了在40天内接连收到毛泽东的两封亲笔复信，信中毛泽东都表达了没能及时回信的歉意及对他本人及其外甥的关照和挂念。

杨令德是内蒙古托克托人，曾任《西北民报》《绥远日报》《绥远民国日报》总编辑，抗日战争时期任《大公报》记者和驻陕西榆林特派员，后负责过《陕北日报》的编辑工作，是当时西北地区知名的进步新闻工作者和爱国民主人士，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共产党积极合作，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专政，推动了榆林各界人士团结抗战和民主文化进步事业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令德历任绥远省政协副秘书长，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

二十一世纪初，吕二师下巷4号院的吕氏后人吕汉文在整理档案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有关毛泽东写给杨令德回信的史料。吕汉文心中欣喜，认为若能复印到此复信将是极其珍贵的，能让吕家后人及榆林老百姓了解人民领袖毛泽东与榆林老百姓交往的感人故事。通过多方努力，终于从北京将信件成功复印带回榆林。

2008年，吕氏族人集资捐款，专门用来修缮恢复吕二师巷口的牌坊，于是将毛泽东手迹“榆林吕二师下巷”五个字复刻其上，同时刻上落款“毛泽东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字迹。牌匾的设计者就是现在还居住在吕二师下巷4号院的吕氏后人吕勇民。重新设计和修缮后的牌匾比周围建筑略高几十公分，上边刻着毛泽东回信时遒劲有力的字迹，其设计装饰和配色与临街建筑相互映衬，颇具古典艺术气息，成为装点吕二师巷的一处古色古韵标识，也为榆林古城增加了一抹红色印记。

马举魁　白月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