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皆知，我叫“大树”。这网名用了十几年，他们都叫我“大树（叔）”“大树哥”等。

当时取此名，心底或许藏着份自己都未察觉的期许——进入中年的我更加向往着树一样的沉稳与坚韧，根系深扎、枝叶伸展，能为人遮风挡雨，亦能独自面对风雨。几十年人生路，从青涩学子到乡村教师，再到机关干部，最后归于这方小院，我愈发觉得，自己终究是活成了大树的样子。

我的小院，距城里最繁华的街市，不过一步之遥。推土机的轰鸣似乎还在耳畔，高楼投下的影子几乎能触及我的屋檐。但就是这一步，宛若两个世界。门外，车马喧嚣，人声鼎沸；门内，则是我的“大树”之下，一方自在、安宁的天地。

推开八十年代镶嵌在斑驳墙壁上吱呀响的铁大门进到小院，院前的菜畦中有两棵已枯死的枣树成为木雕风景，自然而然想起鲁迅先生的“我家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这树便有了文化内涵。青石板铺就的院子左右两边各放置一石桌、几个石凳凳，靠墙的地方放置了石槽，水龙头的水从石槽上哗哗流出，流进了菜地。边角旮旯很艺术地放置了石器、瓷器、木器等老物件。晨起锻炼身体后，必先在此沏一壶茶。茶叶不拘，有时是朋友寄来的明前龙井，清洌甘爽；有时是市集上淘来的老茶头，醇厚温和。水沸，冲泡，看茶叶在杯中舒展沉浮，如同审视过往岁月。什么都可以想，工作的得失、人情的冷暖；也可以什么都不想，让脑子空掉，只听鸟鸣，只看云过，喝茶发呆。这份“呆”，是前半生紧绷的弦，终于松弛下来的回音。从工作的那一天起，一刻不得闲，学生、教案、电话、文件、会议、下乡、下井、调研、人事、财务、上下关系、同事朋友等等，像无数双手推着我走。如今，时间终于是我自己的了，浪费得起，可静享这份奢侈的静谧。

这里是聊天会友的净土。来的多是在“减法生存”中、浪里淘沙下淘出来的挚友亲朋，无需客套寒暄。来一人，便对坐清谈，从鬼方文化的图腾考证，聊到某家老店的红烧肉火候；来三五人，则局面大开，有时为某个话题争得面红耳赤，有时又因一段趣闻哄堂大笑。院门一关，便将俗世纷扰与应酬隔绝于外。我恪守“四不要”中的“尽量不参加请吃和吃请”，但小院的茶永远为真朋友煮着，酒为好弟兄温着。这里的交谈，没有目的，不求结果，如风过疏林，自然而然，是精神上的吐故纳新。

这里是点对点旅行的出发地和旅途劳累后的栖息地。如今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的行程，而是对未去过地方的专门打卡，有时将“旅游+非遗、旅游+篮球、旅游+美食、旅游+博物馆、旅游+鬼方文化”等紧密结合，欣然前往，这种点对点的旅行，是探索，更是与未曾谋面的景色和未知领域的一场深度对话。

这里是学习创作的工坊。屋内满架的书，是我这棵大树的根系。研究了大半辈子的鬼方文化，离岗后，终于有了时间来梳理、深钻。考古实物与资料、研究论文、地方志在不大的书桌上铺开，我像个老匠人，耐心地拼接历史的碎片。灵感枯竭时，便荷锄下地，去侍弄那几分菜畦。说来也怪，指尖触碰到湿润的泥土，看青椒又结了几个、番茄红了几分，那阻塞的思路竟也会豁然开朗。原来，文化研究与荷锄戴月，从来不是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滋养。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交替，恰如大树的呼吸，一吐一纳，生命得以平衡。

这里更是亲情流淌的港湾。周末，女儿女婿带着外孙回来，小院便立刻沸腾起来。外孙子的各种神秘武器在各个“暗堡”隐蔽，外孙女在菜地里穿梭着逮那只飞来飞去的蝴蝶，他们的笑声比任何音乐都动听。妻女在厨房里忙碌，炊烟袅袅，饭菜的香气弥漫开来，那是一个家最踏实的气息。

当然，小院也并非全然避世。朋友家的婚丧嫁娶，请我当总管，我依然会郑重前往。我用多年协调组织的经验，依循古礼，观照现实，将人生最重要的仪式办得庄重而妥帖。这让我觉得，自己这棵“大树”，依然能为需要的人投下一片阴凉，尽一些心力。

夜色下的院子，又是另一番韵味。月光如水，洒在石磨上，洒在菜叶上，万物都披上一层柔和的清辉。城里的霓虹在天边映出一抹微光，但小院里，只有星月和虫鸣。这一步之遥，隔出的是一片足以安放灵魂的净土，忽然想起苏轼那句“此心安处是吾乡”。

回首“四要四不要”，它并非刻板的戒律，而是我这棵“大树”在人生秋季，为自己划定的生长边界。要做的，是汲取阳光雨露，让枝叶更繁茂；不要的，是修枝剪叶，避免养分的无谓流失。这是一种“退”的哲学，“退”回到生活本身，“退”回到文化根脉，“退”回到内心秩序。在这方小院里，我找到了后半生的节奏，不疾不徐，清风朗月。

贺世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