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木大保当野鸡河村西侧的毛乌素沙地上，两处仅隔几公里的蒙古族祭祀地构成了独特的历史地标，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以下简称“库图克台”）长眠于“大坟滩”，其曾孙萨冈・彻辰・洪台吉（以下简称“萨冈・彻辰”）则安息于“小坟滩”。此地原属内蒙古乌审旗，清末民初由乌审旗王爷卖给神木大保当的地主与富商，新中国成立后由神木县（今神木市）划归榆阳区。二人长眠于鄂尔多斯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交界处，就像是沉睡在身边的“阿基米德”，是解读十六至十七世纪蒙古与中原关系的关键。库图克台以政治智慧为支点，推动蒙古各部和明朝从战争走向互市；萨冈・彻辰以笔墨为杠杆，将蒙古历史以文字的形式纳入中华文明谱系。

一库图克台与萨冈・彻辰的历史定位

库图克台的“洪台吉”头衔非单纯荣誉，而是兼具军事与行政实权。《蒙古源流》载，其作为鄂尔多斯万户核心领主，“统辖十二鄂托克（部落）”，权限涵盖军事指挥、贡赋分配及宗教事务，其地位类同当代“省级行政区军政长官”，却更具部落联盟特征，可通过“楚古拉”（贵族会议）协调各鄂托克利益。

1571年，明穆宗册封其为“龙虎将军”，该官职属明朝武官正二品，与“总兵官”同级，获“岁禄八百石”“赐蟒袍玉带”。《蒙古源流》卷七，记载“大明隆庆之四年，岁次辛未，以彻辰洪台吉宜劳政络与龙虎将军之号，及玉印黄券”。库图克台去世后明朝“赐祭一坛”，直接确认其封号。《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一百八十五记载“赐病故套酋龙虎将军切尽黄台吉祭”（注：“切尽黄台吉”就是“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明朝等汉族史料中将“洪台吉”记载为“黄台吉”，本文采用“洪台吉”，下同）。图们汗指定库图克台为蒙古五执政理事之一。结合蒙明双重身份，其实际地位类同“中央政府任命的少数民族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承担与中央政权沟通职能。

需注意的是，库图克台与阿拉坦汗为“战略盟友”而非“上下级”关系，他虽为盟主，但可以自主裁决鄂尔多斯万户事务，这种既相对独立又协同行动、且具有适当“外交”权力的关系，从影响力和权限来看，称其享“副国级”待遇亦无不可。

萨冈・彻辰的“彻辰洪台吉”称号含双重内涵：“彻辰”为“智者”，彰显文化贡献；“洪台吉”表明其作为鄂尔多斯万户“三代表”之一的政治身份，其职责包括“记录部落历史、参与重大决策、调解内部纠纷”，类同当代“省级政协副主席兼社科院院长”，兼具政治协商与文化研究职能。

1604年，11岁的萨冈・彻辰获封时，得“岁赐五十户牧民贡赋”“世袭领地”，经济待遇相当于明代“翰林院学士”，且拥有更多地方实权。萨冈・彻辰可直接参与“楚古拉”会议，对“与明朝互市”“宗教事务”等议题有表决权，类同当代“地方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参与地方重大事务决策。

1649年清朝分封鄂尔多斯部时，他拒任旗札萨克（旗长），选择“以著书代从政”，专注于历史与文化传承。这一选择使其摆脱政治束缚，得以更客观书写历史，《蒙古源流》遂兼具“官方史”与“民间史”双重特质。

需说明的是，本文的“副国级”“副省级”仅为便于理解其官职大小的类比，不可完全等同于当代官职体系。

二库图克台与萨冈・彻辰的贡献和影响

库图克台的政治智慧体现于深刻影响历史走向的三次关键战略建议。

1562年“边界和解”建议终结蒙古各部内耗。面对卫拉特部与蒙古本部长期冲突，他提出“三分策略”：划额尔齐斯河为界，互不越境；设互市点交换畜牧产品；联姻巩固盟约。此建议基本实现了区域和平，也为后续与中原地区的合作奠定基础。如今的蒙古族人每年都自发带着牛羊不远千里来祭祀库图克台，无不感念其恩德。

1571年“封贡互市”建议构建蒙汉经济纽带。明穆宗册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库图克台草拟《北狄顺义王俺答谢表》，提出“许臣进贡互市，臣等不胜感戴天恩”，主张“以贸易代战争”，并建议“三限”（限定交易地点、商品、规模）。建议被采纳后“月交易马两千余匹，布帛五千余匹”，蒙汉商户“杂居共处，语言互通”。北方边境仿若设立了“自由贸易区”，重构了蒙古与中原经济生态。

1575年“宗教联盟”建议推动文化认同。为整合蒙古各部，贵为“黄金家族”后裔的库图克台却向阿拉坦汗提出用藏传佛教的“众生平等”理念淡化血亲冲突。 1578年青海湖畔会见中，他代表蒙古致辞，促成第三世达赖喇嘛与阿拉坦汗结盟。《皇明从信录》卷三十四，记载“万历五年，套酋切尽黄台吉约俺答迎坚错西海上，饮长生水”。这一举措也间接促进了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的形成和发展，使其因“七大召，八小召，还有七十二个免名召”被称为“召城”（“召”为藏语“寺庙”的意思），该称呼至今影响着蒙古族地区，通过宗教与文化整合实现社会稳定。

库图克台的影响力早已超越时空界限，在蒙汉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如日月之光，照临草原万世”。

蒙明边境从“每年数十战”变为“四十余年无大战”，据《明史》记载，互市开通后的半个世纪，双方冲突仅为之前的两成。榆林从军事要塞逐渐转为贸易节点，镇北台增设专门机构管理蒙汉贸易。蒙汉互市催生“草原—中原”产业链，蒙古牧民引入谷物（以黍子为主）种植，汉族农民饲养蒙古牛羊，形成半农半牧经济。黍子的种植使得“炒米”成为蒙古牧民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砖茶伴侣”，大保当畜牧业的繁荣印证了物质文化交融。

神木大保当镇班禅庙（今班禅寺）亦源于此。库图克台的曾孙萨冈・彻辰曾托喇嘛赴后藏请四世班禅为先父念经传经，班禅赠其铜像。 1643年，萨冈・彻辰在乌审旗小石砭建庙供奉，后随部迁移续建，成为班禅寺的前身。现寺内“班禅殿”“无量祖师殿”“大雄宝殿”融合多教，吸引蒙汉群众共参，形成共享信仰空间。

蒙古蒸馏酒技术随着互市传入陕北，与当地黄酒（一说是“浑酒”或“稠酒”）工艺结合成“糜子烧酒”（一说是“糜子黄酒”）。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榆林有艺人走街串巷以糜子（后改高粱）“蒸馏制酒”，缓解当地嗜酒却缺酒的困境。陕北敬酒的“三杯酒”“三先酒”“三巡酒”，明显受蒙古“敬天、敬地、敬祖先”习俗影响。

萨冈・彻辰的贡献集中表现在其耗时20年完成的《蒙古源流》一书，该书非单纯史料汇编，而是蕴含“民族和解”思想的历史画卷。

在《蒙古源流》成书之前，蒙古各部早期的历史传承多依赖于口耳相授的方式。《蒙古源流》则是以文字书写的形式，将蒙古起源与汉文化源头对接，以双源叙事记述成吉思汗至林丹汗王统，强化民族自豪感，打破“单一民族起源”局限，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文明认知框架。其史料选择突出和平合作案例，放大库图克台封贡建议、阿拉坦汗与明互市等事，淡化战争记载，传递“合作优于对抗”理念。该书经乾隆皇帝删改后译为满文，1777年再译汉文入《四库全书》，从蒙古内部文献变为国家认可“正史”，民族融合思想借官方渠道深远影响后世。

萨冈・彻辰的《蒙古源流》，早已超越单纯的蒙古史研究范畴，不仅在史学领域具有深远影响，更已成为蒙古文化的标志性象征。

《蒙古源流》以文字的形式将蒙古历史纳入中华文明谱系，为蒙古民族融入多民族国家提供历史依据，“各民族同源共祖”观点深刻影响后世蒙古人的自我认知。该书开创蒙古族“自我历史化”传统，《黄金史纲》等后世经典均以其为范本，形成文献考证与口述史结合的研究方法。萨冈・彻辰在书中大量使用汉语借词和蒙汉对照表述，推动了蒙古语与汉语的融合进程。“伙场”（蒙汉杂居的农耕区）一词在大保当这一带被广泛使用，如“任家伙场村”“郭家伙场”“上杨家伙场”等；其实，“大保当”为蒙汉语结合，“大”为汉语，“保当”源自蒙古语“布当”，意为灌木丛草滩。从库图克台推动藏传佛教传播的范围来看，“佛”（Buddha）英文发音与“保当”相近，“佛”在蒙古语中的发音为“bud”，且“大保当”“小保当”两地分别建有“班禅庙”“观音殿”，当地村民称“班禅庙”为“大庙”，“大保当”“小保当”是“大佛（Buddha）”“小佛（Buddha）”的叫法的演化，或是类似藏传佛教“布达拉宫”称呼由“大布达”“小布达”演化亦未可知。“补浪河”源自蒙古语“布拉格”，意为泉水河。“补拉湾”全称为“奢吓（ha去声）补拉湾”，源自蒙古语“查干布拉格”，意为白色圣洁的泉水河。歌曲《敖包相会》中的蒙语“敖包”逐渐演化为“阿包”，现如今的“大阿包村”“小阿包村”就是根据蒙语“敖包”命名的。本文开头的“大坟滩”“小坟滩”地名也可能受此影响。这些扑朔迷离的地名是文化交融的活化石，也是民族融合的直接见证，正持续影响着当地居民的空间认知与文化认同。

三蒙汉融合的当代传承

音乐成为了情感共鸣的纽带。

漫瀚调是蒙汉音乐文化融合的结晶，其形成与发展得益于库图克台推动的互市政策，该曲调以广泛传唱的鄂尔多斯民歌曲调为基础，填入汉语歌词重新整理而成，以蒙古短调为母曲，吸收晋西北爬山调与陕北信天游元素，在陕蒙两地流传二百余年，成为蒙汉群众情感交流的纽带。

漫瀚调的演唱场景多为蒙汉群众共同参与：大家或围坐蒙古包内，或相聚篝火旁，摆上手把肉、酥油、奶茶、炒米、烧酒，在悠扬的马头琴声里，轮流演唱或共同欢歌，常常从太阳落山一直唱到天亮。有歌为证：“鄂尔多斯民歌辽阔如海，从小小（来）唱到（那）头发白。爷爷娘娘好嗓嗓肚里山曲儿多，一茬茬老了一茬茬生好比那韭菜。高山上敲锣圈不住（个）音，唱山曲儿迷住（个）过路人。红公鸡叫不了白公鸡的鸣，唱山曲儿就属你顶好听……”这种艺术形式早已超越娱乐功能，成为民族情感共鸣的载体。新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漫瀚调《谈不成恋爱交朋友》广为流传。其改编自鄂尔多斯婚礼礼仪歌曲《送亲歌》，一说由陕西神木民间歌手朱光亮填新词而成，另一说为贺国丰改编，无论何种说法，均是蒙汉交融的又一佐证。如今，漫瀚调通过庙会、节庆等场合持续传播，将民族融合的理念代代传递。

大坟滩于每年农历五月十三举行的祭祀活动，是蒙汉共同参与的“迎供+祭祀”仪式。在祭祀活动中，蒙汉群众一同祭拜库图克台与萨冈・彻辰，采用蒙、汉双语祷文，这一举措体现了信仰层面的深度融合。该祭祀活动亦是当地开展的交流庙会。其间，庙外有来自乌审旗和本地的“乌审走马”赛马比赛，也有晋剧表演。庙内既有蒙古喇嘛诵经祈福，也有汉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抬楼轿”，还有本地为未满12岁的孩童“过关”消灾免难活动，俨然一幅“蒙汉融合祈福免灾保平安”的独特文化画面。

库图克台推动的互市政策催生了“半农半牧”经济形态，这种形态在如今的榆林与鄂尔多斯地区仍清晰可见。陕蒙交界诸如大保当、小壕兔、孟家湾等乡镇的农民既种植谷子、糜子、玉米、马铃薯等杂粮，又饲养马、牛、阿尔巴斯山羊等牲畜，形成“农耕+畜牧”的混合经济模式。这是蒙汉文化长期交融的产物。生活习俗方面，陕北榆林地区的“铁锅炖羊肉”、神木的“碗碗羊肉”等烹饪方法源自蒙古，经过本土化改造后成为当地特色美食，体现了物质文化的双向融合。

四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库图克台与萨冈・彻辰祭祀地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威胁着历史记忆的准确传承。

大坟滩第二道门楼刻“萨冈陵”，混淆曾祖与曾孙身份，易致公众认知混乱。库图克台庙“汇众圣贤宝殿”内库图克台处理公务的铜雕像身着服饰并非明朝官员的服饰，亦非鄂尔多斯部落贵族装束且铜像的服装没有注释，易被误认为清朝官服。这种细节错误可能会误导后人对蒙古各部特别是扎鲁特部落、和硕特部落、鄂尔多斯部落服饰文化的认知。

大坟滩库图克台墓塔相对考究，借鉴了呼和浩特大昭寺内藏传佛教寺庙的形制，内部空间结构和塔顶外观极具蒙古特色和历史真实性。但小坟滩祭祀庙宇为近年复建，现代痕迹重，与元明清蒙古建筑风格相去甚远。

此外，当地对二人历史价值认知不足，学术关注与研究成果有限，现有研究多聚焦政治活动与《蒙古源流》，对社会影响等探索不深，蒙汉文史资料整理解读不充分，尤其缺乏民间传说、口述史等非文字资料，保护级别、资金、管理亦显不足。

建议开展系统考古与文献研究。组织专家考古调查大坟滩、小坟滩，结合史料厘清二人生平贡献；依学术成果重制标识牌、碑文，纠正“萨冈陵”等错误，设解说牌介绍二人地位贡献；请蒙古服饰专家指导更改铜像服饰，恢复历史特征。

库图克台与萨冈・彻辰以政治智慧和历史书写为杠杆，撬动了蒙汉民族的深度交融，其影响跨越数百年，至今仍体现在语言、地名、音乐等诸多方面。“大坟滩”“小坟滩”如沙漠中的两座丰碑，两位杰出人物静悄悄沉睡在你我身边。我们不应遗忘他们，我们应当共同珍惜这份遗产，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刘国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