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家的父辈里，我最敬仰、崇拜的是二伯。二伯是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老兵，今年已93岁。他住不惯城里的高楼大厦，长年居住在农村老家。

去年“七一”前夕，我驾车前去探望二伯。不一会儿工夫就到老家了，那三孔饱经沧桑的窑洞就呈现在我的眼前。二伯的门是上锁的，从邻家大叔口中得知二伯和二妈在院墙外的菜地里。

清晨，凉爽的微风吹来，我站在距菜园子地畔10多米处，二伯没有觉察到我的到来。得益于退耕还林以及大自然的自我调节，自春季起降水充沛，菜地里的玉米已长至半人多高，株株昂首挺立。二伯正专注地手持长把锄除草，他身着一件橄榄色的半袖衫，在阳光的照耀下，胸前有一道亮光闪烁。我没有打招呼，悄然走到二伯身旁，这才发现他胸前佩戴着一枚党徽。我深知二伯是个念旧之人，平日里总爱把那枚闪耀的党徽别在胸前。他崇敬党组织，笃信党组织，也始终坚定不移地紧跟党的步伐。

在那片不大的菜园子里，二伯雪白的头发在绿色背景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不经意间，二伯回眸，看到了我，脸上顿时绽放出灿烂的笑容，随即放下锄头，拉着我回家。年岁已高的二伯，身体还算硬朗，虽然离休但他闲不住。他说，只要身体还行，他不会闲着。住在农村，二伯很自然地视土地为命，他指着筐子里的菜，再三强调让我进城时一定要带上他种的茄子和西红柿。对他而言，种菜就如同在战场上打了胜仗一般，能带来一种成就感。

从记事起，我就知道二伯有个“宝贝盒”，这次我更有兴趣想看看。二伯从自家的红顶箱里拿出“宝贝盒”，把里边藏的宝贝全倒在炕上，一大堆闪闪发光的军功章展现在我眼前。有“人民功勋”勋章，有“铁道卫士”立功奖章，有“抗美援朝”三等功奖章，有“模范共产党员”奖章，还有党员证等。

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陕北，年仅17岁的二伯毅然于义合镇参军，仅接受了不到10天的培训，便投身西北野战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骑马送信，打伏击战，给旅长当警卫员。1947年二伯被抽调到西北野战军31旅，参加了攻打榆林的战役。后来，二伯跟随西北军一路南下，持续征战，直至兰州获得解放。

1950年11月，二伯挂着四年多没有离身的冲锋枪，跨过鸭绿江踏上抗美援朝的战场。1952年2月，二伯所在的部队攻打无名高地。冲锋时，一颗炮弹在二伯身旁爆炸，他倒在了血泊之中。连长发现他尚有气息，便让一名战士将他背下了山。战地医院检查后发现，二伯的肠子被炸断了，必须立即进行手术。医生们在土地上为他实施了肠切除手术，这才捡回了一条命。后来我才知道，二伯是在1950年入朝鲜时加入党组织，也算得上是火线入党了。

1953年11月，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二伯回到祖国。 1954年2月，他被分配到绥德县义合供销社，义合方圆四个乡镇上的人，几乎都认识他。他尽显军人本色，时刻用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连续20年被单位评为优秀职工。

二伯82岁那年说想去榆林看看，他说自己时常梦到榆林的城墙。于是，我和大表哥一起陪他老人家来到了他曾经战斗过的榆林。站在榆林南城门高大的城墙外，二伯追忆起当年与他一同冲进城里、英勇牺牲的战友，情绪十分激动，几度哽咽，我们随行的家人也都不禁跟着落泪。

榆林之行，二伯了却了几十年想重走解放路、纪念牺牲战友的心愿。一路上，他给我们讲战场上的故事，仿佛把我们也带到那个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那些在战火中挺身而出、浴血奋战的革命前辈，是他们舍生忘死的精神换来了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

中午吃过饭，二伯用一双布满老茧的手，收拾他的奖章，许久，他突然想起什么，抬头对我说：“我不会操作手机，你记着帮我把党费交了。”我回应道：“一定完成好。”二伯的种种举动，让我真切目睹了一位革命老兵对党的赤诚忠心、对祖国的深切热爱，以及对战友的深厚情谊。这一切令我内心深受震撼，对二伯的崇敬与仰慕之情愈发浓烈。

侯生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