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的起源，说法很多。一说为祭龙盛典，一说为驱邪避疫的日子，而最为人熟知的，自然是纪念屈原。这位楚国大夫，因国事之忧而投身汨罗江，百姓惧其遗体遭鱼鳖吞噬，遂以米团投水，并划船寻觅，由此衍生出粽子与龙舟之俗。此说虽未必确凿，却深深植根于民心。我想，中国人之所以偏爱这种说法，大抵是因为它本身蕴含着这样一种精神：心怀家国却不被理解，秉持忠诚却最终遭到放逐，终了以身殉道。这种精神在中国数千年历史反复出现，早已成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基因。

龙舟竞渡，最能彰显端午之团结精神。十几条汉子同坐一舟，须得动作齐整，方能破浪前行。众人配合得默契无间，鼓声雷动，桨叶齐飞，龙舟如离弦之箭。岸上观众人山人海，欢呼声震耳欲聋。这般景象，令人想起《诗经》中的“同舟共济”，恰似国人团结之写照。中国人的团结，平日往往深藏不显，唯有在危难降临时，才会迸发出惊人的力量。无论是大灾大难突如其来，还是外敌入侵家国蒙难，这份团结从来不是外力强迫组织出来的，而是从每个中国人心底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就像龙舟上齐力划桨的水手，不必多余言语，早已心意相通、步调一致。

屈原《离骚》有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此积极进取之心，亦是端午精神之一端。屈原虽遭放逐，却不改其救国之初衷。中国人的积极，常表现为一种坚韧不拔的毅力。非轰轰烈烈之革命，而是默默坚守之改良；非一蹴而就之变革，而是锲而不舍之积累。农夫耕作，工匠制器，学子苦读，无不彰显此种精神。

端午时节，江南有佩香囊之俗，内装艾草、菖蒲等物，取其芬芳以避秽气，亦寓扶正祛邪之意。这小小香囊，恰似中国人对生活之态度：明知世间有污浊，仍求自身之洁净；虽处逆境，仍怀向善之心。至于爱国之情，更是端午精神之核心。屈原之爱楚，非因楚之完美，恰因楚之不完美而需变革。爱国非颂扬功德，而是忧国忧民；非盲目自大，而是清醒自强。古人端午射柳、悬艾，皆为祛除不祥；今人过端午，亦当怀祛除弊病之志。真正之爱国者，当如屈原。

端午之修身意义，今人或已不甚明了。古人于此日采药沐浴，谓之“浴兰汤”，意在清洁身心。西汉《大戴礼记》有云：“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此俗虽已不复存在，然其精神犹可借鉴。修身不在形式之繁复，而在内心之真诚；不在一时之坚持，而在长久之不懈。屈原“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内美乃本性之纯善，修能乃后天之修为。中国人讲修身，从古至今，无非求一“正”字。心正则身正，身正则行正，而后方能齐家治国平天下。端午之粽子，以线绳捆扎得方方正正，或许亦暗含此意。

志存高远，是端午精神的又一维度。屈原虽沉江而亡，其志却在“存君兴国”。中国人之理想主义，常与现实交织在一起。一方面非常务实，讲究“衣食足而知荣辱”；另一方面又非常超脱，向往“大同世界”。这种矛盾统一，在端午习俗中亦有体现。既务实如准备节日食品，又务虚如纪念古代贤人。理想如龙舟之高耸，现实如江水之浩渺；无舟不能渡水，无水不能行舟。今人过端午，当知理想需植根于现实土壤，现实需仰望理想之光芒。端午精神从未过时。团结协作、积极进取、爱国忧民、修身立德、志存高远，这些品质在任何时代，都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养分。当社会愈显浮躁，愈发需要以定力守住本心；当价值愈发多元，愈发需要以恒心坚守正道。端午从来不该只是对古人的追思缅怀，更应是对当下每个人的精神砥砺。蓦然回望，那份刻在民族骨血里的忧国忧民情怀，穿越两千余年的悠悠时光，至今依然鲜活滚烫，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

端午的精神，中国之精神也。

张宏宇